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
这里，他把“经”“权”关系表述得极为明白深刻，从而使这一对范畴具有普
遍性的方法论意义。“经”是原则，“权”是实现原则的途径，“经”者常也，
“权”者变也，死抱教条而不知变革，与离开原则的变革，都是柳宗元所反对的。
正因为有方法论作指导，柳宗元在政治实践中主张变革，在学术思想上提倡怀疑，
兼收并蓄。
柳宗元又把“大中之道”称为“圣人之道”，把“立大中”与“去大惑”相对。
他认为以怪力乱神来治民是“大惑”，必须予以抛弃，而应代之以“中道”。柳宗
元否定了“天人感应论”不合圣人之道后，力图按儒学的原始精神重建“人学”。
他说：“圣人之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注]他认为，“圣人
之道”应该“利于人，备于中”，直接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他说：
圣人为数，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
以为常行者也。（《时令论》下）
“中道”的具体内容是五常，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与人伦日用相联系的
规范，而不是什么“天道”，不存在“天人交感”。五常之中，“仁义”是根本和
核心。因此他说；
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
毕矣。（《四维论》）
而道、礼、诚、信则是“皆由其所之而异名”，是“仁义”原则的不同表现。
这些原则具有永恒性与普遍性，自尧舜直到孔子都是如此。
“中道”具体见诸行事，则应该“凡其（民）所欲，不竭而获；凡其（民）所
恶，不祈而息”（《贞符》），应该照顾到百姓的愿望，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也
就是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实行宽松的仁政，“克宽克仁，彰信于民”，以取得
百姓的信任。特别是作为政府的官吏，应该以商代的贤相伊尹为榜样，“心乎生民”，
时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注]，实行“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的爱
民之政。做到“自天子至于庶民，成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者”，这就是“和之至”，
也就是“道达于天下矣”（《守道论》）。
“以生民为主，以尧舜为的”[注]本是陆淳思想的重要内容，柳宗元对此情加
推崇。他对民生的重视，贯穿在《断刑论》、《六逆论》等一系列论著中。在《断
刑论》中，柳宗元批评了封建法治的残酷性：“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欲死不可
得，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吏。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摩，
饥不得时而食，渴不得时而饮，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号之声，闻于里。如是而
大和之不伤，天时之不逆，是亦必无而已矣。”他表现出对“死回”的同情，闪耀
着人道精神。在《六道论》中，他讲选贤用能，更着眼于“天下理乱之大本”，也
是“思利乎人”的。
柳宗元在《伊尹五就禁赞》中说：“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
已。”也就是说，圣贤进退出处，应视民心所向，看谁得到人民的支持与信任，以
此作为自己辅佐的目标。与此相联系，柳宗元提出“势”这一概念。他在《封建论》
中说：“彼封建者，更故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
也，势不可也。”“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注]。所谓“势”，就是客观历
史必然性，它是不以“圣人之意”为转移的。在客观历史必然性中，“生民之意”
占据着重要地位。
六、统合儒佛 兼容并包
魏晋以降，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思想界形成了三教鼎足的格局。特别是到
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势头有凌驾儒学之势，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
早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初，一些人或从中华本位文化角度出发，或从道、佛争先后的
角度出发，对佛教进行了批判。柳宗元时代，韩愈是排佛派的中坚人物。柳宗元与
韩愈虽是好朋友，在文学见解上有许多共同之点，但二人在对待佛教这个问题上，
观点却完全不同。
在《送粪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一文中，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
积三十年。”他的母亲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少年时随父亲到江西洪州，南
宗慧能的隔世法嗣，与青原行思并称为“禅宗双璧”的马祖道一正在那里传法，称
“洪州禅”，受到江西观察使李兼（柳宗元夫人杨氏的外祖父）礼重。柳宗元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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