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宦游三十余载 忠直清正敢进言
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中级以上（五、六品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后人都享有补
官的特权，司马光的父亲官居四品，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15岁的司马光就
得到了恩补郊社郎的官位，不久，又改授他为将作监主簿。这个职位是很低的小官，
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做，他一面以学习为主，一面干一些公事，受到了初步锻炼。
但是，受恩补入仕的人，往往不受重视，胸怀大志，饱读经书的司马光，毕竟不是
平庸之辈，宋仁宗宝元元年（1。38年）三月，刚满20岁的司马光便一举高中进土甲
科，显示了他自幼刻苦学习而造就成才的丰硕成果。这样年轻就中了进士，在当时
是少见的。中进士后，朝廷授他以奉礼郎，华州判官之职，他在华州任职不到一年，
又随他父亲到苏州做官，不久母亲、父亲相继病逝，他按制度服丧数年，于宋仁宗
庆历四年（1044年）结束了五年的丁忧闲居生活，继续做官，庆历四年担任了武成
军（今河南滑县）判官之职，次年改任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韦城（治所在今河
南东）县事，在那里一年多就得到了“政声赫然，民称之”的美誉，在此期间，他
还利用政务之暇读了许多典籍，写出了历史论文数十篇。自此以后，他更加热爱史
学，集中精力研究历史，用他敏捷的才思评议历史人物和事件，意图从中探索历代
统治者的治国得失之道。
庆历五年（1045年），27岁的司马光被调到京城作官，改授为大理寺评事，补
国子监直讲，不久又迁任大理寺丞，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由他父亲生前好友、
当时任宰相的庞籍推荐担任了馆阁校勘并同知太常寺礼院。馆阁校勘是负责编校图
书典籍工作的职务，这对爱好经史的司马光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职务，为他借阅朝
廷秘阁藏书提供了方便，对于他经史研究十分有利。在这期间，他写了《古文孝经
指解》，并约同馆阁僚友集体上疏请求把荀子和扬子的书加以考订印行，不致使先
贤之经典湮没不传。在同知太常寺礼院的职事中，他对于维护封建礼法制度也很认
真负责。
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又在庞籍的推荐下迁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他
从此担任了史官的职务，在此期间，他更专心致志地研究史学，探求先贤治国之道，
联系当时政治实际取得了很大成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以后，他与当时很
有名的官僚学者欧阳修、王安石、范镇、宋敏等人有了很好的友谊，他们之间志趣
相投，使司马光在学术和政治生活中得到很多教益。这时由于多次举荐他的庞籍失
去相位，出任郓州（今山东东平县）知州司马光也被调离朝廷，作了庞籍的助手，
出任郓州学典，再升任该州通判。第二年冬，他又随庞籍去并州冲太原市）任通判。
在并州期间，司马光感到自己官职卑小，不能在皇帝身边施展自己宏大的政治抱负，
写了一首送友人的诗，其中说：
我今三十余，汩没无他奇。
正恐浮食人，敢言位犹卑。
（《传家集》卷2《守次道初登朝呈同言》）
感到前途渺茫，不能为时所用。不禁感叹地在另一诗中说：“我年垂四十，安
待无华欺？所悲道业寡，泊没无他贤，深惧岁月颓，宿心空弃捐。”（《传家集》
卷2《初见白发慨然感怀》）。然而，他平生所怀“忠君、利国、养民”之志，却时
时不忘。当时的宋仁宗无后，到47岁还没有立太子，朝野上下都为此事担心，深恐
将来发生争夺皇位的宫廷内乱。但是，一般官员都怕惹怒皇帝，招来横祸，不敢进
言。对这样的事，只有极个别不怕死的忠臣才敢出面进谏，当司马光知道此事，并
得知自己在朝担任谏官的好友范镇已开始上疏请尽快立嗣，他也立即写了《请建储
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配合范镇力争早日建储。他在上疏中恳切地详陈利害，说
明立嗣是“朝廷至大至急之务”。并在上疏中最后强调说：“若失时不断，悔之无
及。”（《传家集》卷19）不料此疏被置之不理，义无反顾的司马光竟不怕危险，
又连上两疏，决心以丢官和效死来竭力议争。结果还是“杳然若投沙砾于沧海之中，
莫有知其所终者。”（《传家集》卷58《与范景仁书》）他不得已暂时沉默下来。
·
司马光从20岁入仕做官直到68岁病死，其间除有15年时间从事《资治通鉴》编
修工作，其余30余年担任官职。在这30多年的政治活动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
以一个忠君、忧国和直言敢谏的贤臣的形象表现了他的政治见解并以此显扬于当世。
特别是在他五年的谏官（公元1061—1065年）任上，认真履行了一个言官的职责，
关心政事，对朝廷竭尽忠诚，五年之中，前后共上奏章177余招，其中对有些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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