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一奏再奏，多重奏至六、七次，表现他为北宋政权的巩固而出谋画策不惜呕心沥
血。在这一时期，他的进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是，首先是他按照儒家传统的治国之道的要求进陈了“三言”、
“五规”。他的“三言”是指关系国家盛衰的君道、官吏、军队三大关键问题如何
改进。他把三个问题分别称之“陈三德”，“言御臣”，“言练兵”。关于君道问
题他提出了仁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其大意是作为一个好的君主，必须
搞好自己的修养，提出人君的标准之一是“仁”，主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
姓，利万物”；标准之二是“明”，主要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
第三是“武”，是要做到“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他认为，
上述三条是人君治好国家的根本条件，因为在他看来，国家之盛衰系于人君一身。
·他把国家命运完全寄托于皇帝。所谓“御臣”，主要讲的是对官吏的选拔和赏罚，
他说：“臣闻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在
“言练兵”一条中，他提出了整顿军队的意见，主张精简军队，提高战斗素质。
关于“正规”之谏，是在“陈三德”的基础上进行规劝人君治理好国家，提出
的一些补充意见。所谓“五规”，第一规谓之“保业”，劝诫皇帝要“夙兴夜寐，
兢兢业业”地求治，说明国家政权“得之至艰，守之至难”的道理。第二规谓之
“惜时”，就是要求皇帝不失时机“立纲布纪，定万世之业”，他把皇帝基业比做
一座巨室，要求守巨室将以传其子孙的皇帝“实其基堂，壮其柱石，强其栋梁，高
其垣塘，严其关键。”巨室筑成之后，要求做到使其“亘千万年无颓坏。”他说：
“夫君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
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这段话表明了司马
光治国思想的基本观点，完全是一派封建贤臣的金玉良言。第三规谓之“远谋”，
劝皇帝要有深谋远虑，“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第四规谓之“重微”，劝皇
帝时时警惕，做到防微杜渐，“销恶于未萌，洱祸于未形。”第五规谓之“务实”，
强调“为国家者必先实而后文”，凡一切政教设施，必须讲求实际，做到“拨去浮
文，悉敦本实。”以上五规均以“保业”为目的，其余四规都是为实现这一目的的
具体途径。
“三言”，“五规”的提出，构成了司马光治国之道的方案，也是他的政论思
想之纲目和明确的施政纲领。这些建议虽不曾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用，但却在统治者
集团内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第二件大事是继续恳请建储。这是司马光为谏官之后所关注的第二件大事。作
谏官之前，他曾接连三次上疏，力陈早日建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任谏官后的第一
次面见仁宗皇帝，就当面提醒他说：“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
（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卷2）仁宗帝也当面赞扬了他的上疏是“忠臣之言”。可
是事隔很久，仍未实行，为此，司马光又继续上疏，催促仁宗接纳他的请求，结果
终于使仁宗帝下了决心，把他的奏章发送中书省会议定实行。事隔不久，仁宗将其
堂兄濮安懿王赵永让的第13子赵曙立为皇太子。两年以后，仁宗就死了，遗诏命赵
曙即位，他就是宋英宗。这个关系到统治核心是否稳固的大问题，在司马光的努力
下，终于得到了解决。
第三件大事是调解英宗和皇太后的皇室内部矛盾。宋仁宗于嘉祐八年（1063年）
三月病故，赵曙于四月一日正式即皇位，几天之后生了重病，不能亲政，由皇太后
曹氏垂帘，代管军国大事。当时北宋统治表面平静，实际上是内外矛盾尖锐，处在
危机四伏之中。司马光等人为此忧心忡忡，深怕不是亲生母子的曹太后同英宗皇帝
不和，造成统治核心的分裂。情况确实如此，英宗多病，同母太后的关系时好时坏，
在病重时对母后“时有不逊语”，加上有人从中离间，弄得太后大不高兴，一些曾
反对立英宗为太子的大臣就“乘机阴进废立之说”（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
在这种情况下，使得两宫的矛盾日益加深，司马光绞尽脑汁，一再上疏调和两宫的
关系，重点是明陈两宫不和的危害性，苦口婆心地劝导英宗孝谨太后，在他的调停
下终于收到很好的效果，从而巩固了统治核心的内部团结，避免了一场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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