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
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
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
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
“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
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这部历史名著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座丰碑，司马光也不愧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历史
学家，直到今天，《资治通鉴》仍然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和史学研究价值，继续闪
耀着它的智慧之光。
四、列“六先生”之目 创建理学有地位
司马光不仅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和中国古代杰出的大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
很有名气的儒学大家。朱熹在《六先生画像赞》中把他和周敦颐、程颢、程颐、邵
雍、张载同尊为北宋理学“六先生”。由此可见，在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初期阶段，
司马光是居于重要地位的开创人之一。只是由于他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在学术上也
主要是笃志于史学研究，对理学的贡献不及其他“五先生”那样宏富精深。然而，
他在经史的研究中，在其政治实践和为人处事中完全是以一个儒家的身份出现于历
史舞台之上的。况且在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全祖望
在《宋元学案》卷首的《序录》中说：“小程子（程颐）谓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
邵、张三人耳。”
按照儒家的标准来看，在北宋的重要人物中，司马光确实是一位纯厚的名儒大
贤。
我们称司马光为名儒大贤，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说明。
首先看他的学术思想。无论从《司马温公集》所收录的著作中，还是从《资治
通鉴》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内容。司马光一生著作很多，除《资治通鉴》
及其他史学著作之外，儒学思想的著作主要有：《致知在格物论》，《中和论》，
《孝经指解》，《易说》，《注系辞》，《注太玄经》，《扬子浅释》，《迂书》，
《潜虚》，《大学中庸义》，《原命》，《说玄》等等。他退居洛阳的15年期间，
同程颢、程颐、邵雍等理学家往来密切，在学术活动中相互交流思想，共同从事义
理之学的研究，上面举出的那些著作，就是他在这个时期除《通鉴》之外的主要著
作。综合起来看，他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天命论”思想。司马光也相信“天命”，他说：“天者，万物之父也。”
“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迂书·士则》）在
他看来，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者，因为他能赏善罚恶。所以人类只能奉天行事，才能
免祸致福。他还说：“天使汝穷，而汝强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强智之。若是者，
必得天刑。”（同上）认为人的贫富智愚都是上天安排下来而不可移易的。然而，
在天人关系上，他并不完全否定人的作用，如他说：“人事可以生存，而自取死亡，
非天命也。”（《扬子浅释》）在此前提下，他又提出了“天人相济”和“天人相
助”的观点。他说：“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所不及者，天
也，故有水旱螟蝗。”（同上）“天之所不能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为
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穑，人也；丰歉，天也。”（《迂书·天人》）这说明，在
天人关系上，司马光也继承了荀子的一些思想，并不完全把一切事情都寄托于天命，
特别是对征服自然的生产活动，他十分强调人的作用。
（二）理学思想。
对于理和气的关系，司马光主张以理为本。他说：“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
气以成体，体以成性，性以辩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虚者物之府也。气者生
之户也，体者质之具也，性者神之赋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务也，命者时之
遇也。”（《潜虚》）就是说，司马光把“虚”看做是世界之本原，把物质性的
“气”看做是产生万物的第二位原因，可以理解为“虚”生“气”，“气”生万物，
天地万物和人、事都根源于“虚”，产生于“气”。“虚”是根源，“气”是质料，
再经过演化而成万物之体，体又各有性、名、行、命。作为万物之本原的“虚”，
是指无形无象的精神本体，这个精神本体实质上就是理学家们所说的“理”。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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