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格上“其直如矢而归之不止”,言行如一,怎样说就怎样做,只要认为是应该
做的,坚决做到底。在生活上养成了崇尚节俭的美德;不讲奢华,不贪而好利。这
些品德在他一生的行事中都有据可查。
司马光的忧国忧民思想也是很突出的,他所忧的国虽是皇帝的国家,但他所忧
的“民”主要还是封建统治下的劳苦大众们,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他当然不会懂得劳苦大众的苦难根源,但他反对杀鸡取卵的暴政,反对贪污腐败,
对生活于苦难之中的下层劳动者有一定的同情。他死后,黄庭坚有挽联云:“平生
两无累,忧国爱元元”,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资治通鉴》就是本着“叙国家之盛
衰,系生民之休戚”,“穷探治乱之迹”的精神编写出来的。
在对待王安石变法上,司马光是反对派。对这个问题也应当实事求是进行具体
分析。王安石的变法运动确实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但他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下的一位大政治家,其所制订和实行的变法目的,同样是出于从地主阶级根本利益
的着想,这一点上,同司马光并无区别。两人都具有忧国忧民之心,希望通过改革
弊政来做到国富民安。他同王安石在变法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在同一目标下的不同方
法的争论。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趋向虽殊,大归则同。”(《传家集》卷60,
《与王介甫书》)王安石也说他与司马光“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王临川集》卷73)司马光也不是顽固的保守分子,其实他先前也曾提出过许多
主张变更旧制,革新弊政的意见,如认为“世变风移”,不能“因循旧贯,更成大
弊”(《传家集》卷27,《论皇城司巡察亲事官札子》)。他还批评过英宗“动循
旧例,不顾事情”(《传家集》卷36,《上皇帝书》)。不可否认,司马光说过
“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话,但他并不主张消极地维持现状,他只是要求对改革持慎
重态度,对不合时用的旧制度进行“损益”,要“精心审虑”(同上),不应大
刀阔斧,只能逐渐改善。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
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略,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
(《司马温公文集》卷10,《与王介市第三书》)
在变法问题的争论中,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主要是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着想,但
王安石着眼于“开源”,司马光着眼于“节流”,两人都没有提出如何推动生产发
展的有力主张,而“开源”的方法主要希望通过改革,把“聚敛之权归之公上”,
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节流”之法主要是要求裁减冗费,限制以
皇帝为首的大小官僚大肆挥霍浪费。就这一点说,司马光的主张不无道理。况且,
由于王安石执行新法中用人不当,产生了与其本来愿望相反的一些副作用,所以,
新法的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就个人感情上说,司马光和王安石早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王安石十分钦慕,
在《辞修起居注第四状》中说:“如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王安石相去远甚……使
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嘉伯年间,二人同修起居注,
神宗即位后,两人又同居翰林学士之职,彼此相敬重,相处“特友善”,他们和吕
公著、韩维四人,当时被称为“嘉祐四友”(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1)。甚
至因政见不合分道扬镳之后,他们在感情上并未完全破裂。司马光一直认为:“介
市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传家集》卷63,《与吕晦叔第二简》)王安石变
法失败罢相之后,也还称赞司马光为“君子人也”(曾敏行《独醒杂志》卷4,转引
顾奎相:《司马光》)。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六日,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
石病故,噩耗传来,正在重病中的司马光不禁为之感伤,还特写信给执政的吕公著,
嘱其“优加厚礼”(《司马温公文集》卷10,《与吕晦叔第二简》),朝廷接受了
他的建议,并追赠王安石为太傅。以上事实,说明司马光确是一位光明正直的“君
子”。
总之,作为封建时代一位伟大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思想家的司马光,不愧是一
代名儒大贤,在其德行、政事、文史等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可供学习和借鉴
的精神遗产。对于他的局限和不足之处,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
的态度加以对待。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司马光传》
2.《宋元学案》卷7、卷8《流水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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