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中，人可以找到自我的归宿：“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
于成也”（《西铭》）。以至于生与死，都是气的聚散，人浑然与万物同体。这是
以天道为纲、讲心性、讲伦常的新儒学的基本的价值观念。
从《易说》到《西铭》，张载的学术贯彻着自己“学贵以有用”的思想。他讲
天道性命的字富本体论是论证他“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和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的。
他投身仕途也不是为了谋取高官厚禄，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他曾说：
“孰能少置意于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这是新儒学所倡导的精神境界，所谓
“孔颜乐处”。
《西铭》是张载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但这还只是一个简单扼要的纲领。
真正形成他的天人一气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是他晚年完成的长篇著作《正蒙》。
《正蒙》是他在关中讲学的最后年月写成的，他死以前没有公开，只给他的弟子们
看过，他死后才由他的弟子编次刊行。《正蒙》一共17篇，包涵丰富的内容，《西
铭》《东铭》都收在最后的《乾称》一篇中，可见张载本人是把它当作已完成的思
想体系的。形式上，《正蒙》探讨的是易学的基本范畴，王夫之说：“张子之学，
无非易也。”核心内容是以“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来说明天道、世界、人生、社
会，以批判佛道二家以“虚无”为本的邪说。这个“气之本体”，中涵浮沉、升降、
动静的运动，它是有无虚实“通一无二”的实体。气是天与人共同的本源，所以天
与人是合一的。人通过对天人合一的认识，反思源本于天的心和性，就能达到“诚”
的道德境界。这样，人道与天道，历史与自然，人性与天性合而为一，人与万物浑
然为一，从而找到民胞物与的仁心，也找到人自己在永恒宇宙中的归宿。现实的封
建等级制度，只要按照宗法大家族的样式来构造，在上的统治者象个大家长，穷苦
百姓象家族中年幼无靠的子弟，等级社会也就和谐完美了。天道性命的理与封建礼
教的礼就这样结合了。《正蒙》是从《西铭》开始的思想的系统化和具体化，而在
哲学宇宙论上，却包涵了前此没有的许多闪光的唯物主义思想。张载之后《正蒙》
成为关学的经典。二程的弟子杨时说：“《正蒙》一书，关中作者尊信之与《论语》
等。”后代治张子学术的也都把《正蒙》作为其思想的代表作。
熙宁九年，因为吕大防的推荐，张载最后一次被征入朝。当时他正有病在身，
但他还是怀着对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出发了，他说：“不敢以疾辞，庶几有遇焉。”
到京以后，授与知太常院的差事，是管礼仪的。其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婚冠丧葬
的古礼，诏下礼官讨论，礼官们认为古今异俗，不能实行，但张载坚持认为可行，
斥责反对者的作法“非儒生博士所宜。”张载又发现郊庙之礼不严，他亟想纠正，
然而没有人附和他。他感到没有必要在官场待下去了，加上身体有病，于是毅然辞
官西归，路过洛阳时，会见二程兄弟讨论了理学问题，走到临渲，病逝在旅舍，死
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行囊中索然无物。第二天，他的在长安的学生们听到了消
息，赶来奔丧，大家捐献一些钱财，才能入敛成礼，然后归葬于家。这位“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道”的学者，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自己的学术和理想，享年58岁。
四、关学之开山 理学之宗师
从北宋开始以至清代，新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主流，后人称为理学或道学。
张载与周敦颐、二程，是这个新儒学的开创者。朱熹写《理学六先生象赞》，就是
他们四人再加上邵雍和司马光。邵雍专治象数之学，可以说是新儒学潮流的易学象
数派；至于司马光，他编撰《资治通鉴》，是历史学家，与儒学哲学化的理学，关
系并不很密切。周敦颐的功绩在于开风气之先，真正使新儒学成为一代文化潮流的，
张载与二程兄弟可以说是理学宗师。由于政治的原因，二程的洛学后来变为理学的
主流派。因为程氏兄弟本身就是反对王安石新党的洛学首领，元祐之后，旧党得势，
理学上的洛学便依附政治上的洛学而行。通过其门弟子杨时等人的传播，到南宋发
展为以朱熹集大成的伊洛正传的程朱理学。
张载的关学没有依靠政治力量，以其特立独行的学术风貌和规模宏大的思想系
统赢得了一代学术宗师的地位。周程张朱、濂洛关闽，这是后代理学家的普遍说法。
张载的著作被认为是理学的经典著作，无论是程朱派理学或者陆正派心学，都对张
载的学术以相当的尊崇。南宋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也高度赞扬了张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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