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的？对此没作说明。又如，在情欲上，“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这
又是什么原因，他也没作解答，这一点恰好被朱熹抓了辫子，机敏的朱熹把“发而
中节”用来作为性善论的根据。况且，胡宏的人性论，仍然离开了人的社会性来讲
人性，所以他也不可能真正揭示出人的本质问题。这些都是他在理论思维上的缺陷。
（三）“缘事物而知”和“循道而行”的知行论
理学家一般都讲格物致知，胡宏也不例外。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理论也有独到
之处。
首先，他提出了“缘事物而知”的命题。胡宏说：“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则
知不致”（《知言》卷4，《大学》）。如何格物致知呢？他说：“夫人生非生而知
之，则其知皆缘事物而知。……是以节事取物，不厌不弃，必身亲格之，以致其知
焉。”（《五峰集》卷3，《复斋记》）可以看出，胡宏的“格物致知”就是缘事物
而知。他认为，人非生而知之，知是后天得到的，是通过客观事物的接触和了解得
来的。接触和了解客观事物必须用耳目等感觉器官。他说：“夫耳目者，心之所以
流通也；若夫图形具而不能见，耳形具而不能闻，则亦奚用夫耳目之官哉！”（
《五峰集》卷2，《与吴元忠四首》）“耳目通则事情判矣”（同上）。肯定了只有
通过耳目等感官，才能了解和辨别事物的真相，这就肯定了感性经验在致知过程中
的基本作用。
与上述观点相应，在名实问题上，胡宏肯定有实而后有名，他说：“有实而后
有名者也。实如是，故名如是。实如是，名不如是则名实乱矣。名实乱于上，则下
莫之所以，而危之至矣。”（《知言》卷5，《汉文》）这是他在认识论上实事求是
和务实精神的表现。从这个思想出发，胡宏反对知识分子“专守方册，日谈仁义”
的虚华之见”。他说：“执书册则言之，临事物则弃之，如是者终归于流俗，不可
不戒。”（《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这种重视实功实事的精神是值得称
赞的。
胡宏不仅强调了感性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也注意到它的局限性，所以他又认为，
致知不能仅仅“安于耳目形器”。他说：“夫事变万端，而物之感人无穷，格之之
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于事物之表，敬行于事物之内，而知
乃可精。”（《五峰集》卷3，《复斋记》）“惟安于耳目形器，不知觉之过也。”
（《知言》卷2，《往来》）这段论述虽然没有说明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知可精”
的高度，但也肯定了感情认识之局限性，认识到必须“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
其志”。当然，所谓立志以定其本，就是要求在认识事物之前，必须坚持一个认识
事物的指导思想，没有涉及到如何由“表”到“内”，由“粗”到“精”认识过程
和方法。不过，他毕竟还是认为不可以把认识停留于感性经验。
在胡宏的认识论中，还提出了“循道而行”即按规律办事的思想。他说：“失
事有缓急，势有轻重，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循道而行，则危可安，乱可治；悖道
而行，则危遂倾，乱遂亡。”（《五峰集》卷2，《与吴元忠》）胡宏虽讲“天命”，
但不主张安于天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深于道者富，
用物而不盈。”（《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又说：“道无不可行之时，
时无不可处之事”（《知言》卷1，《修身》）。有人问：“人可胜天乎！”胡宏说：
一人而天则胜，人而不天，则天不胜”（《知言》卷3，《纷华》）。这就是说：人
如果依赖于天，则天必胜人，若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则天不胜人。其关键在于是否
“循道而行”即是否按规律办事。因此，他又说：“人之道，奉天理者也，……得
其道者，在身身泰，在国国泰，在天下天下泰；失其道，则否矣。”（《知言》卷
5，《汉文》）此处所讲的“天理”或“道”，主要是指规律而言，认为如果按规律
办事则泰，违反规律则否。胡宏又指出：“道可述，不可作”。这是说：作为客观
规律的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可以认识它，但不可以制作和改变它，这就
肯定了事物之规律的客观性。
胡宏的认识论虽然不系统、不完备，论证不够严密，甚至也有错误，但其基本
观点是唯物的，这在理学阵营中，也表现了他不同于别人的可贵之处。
四、“绍兴诸儒所造 莫出五峰之上”
北宋“五子”或“六先生”所开创的宋代理学曾经显扬于时，但是自程颐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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