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之举，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细必照，则自然
诚意、正心，而后可以应天下之务”。劝说孝宗以身作则，遵照儒家经典中的义理
办事，“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以期达到国官兵强，抗金雪耻的目的。至
次年，朱熹又乘孝宗召见之机，重申前议说：“大学之道，在于格物以致其知。陛
下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上述建议的基本内容是
要求用“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指导。先从皇帝本身做起，再施行于
臣民。这些意见虽受到孝宗的赞许，但因阻力太大，未能得以施行。
在知南康军任上，朱熹又应诏上疏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
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年谱》卷2）在这次上疏中，由于他力陈时弊，指斥
朝中谏官失职，使皇帝言路闭塞，“所与亲密谋议，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
陛下之心者，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
私督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交通贿
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同上）这次上疏，虽
是耿直之言，但却触怒了皇帝，幸好有人帮他说情，这才免于治罪。此后不久，朱
熹便感到其理想难于实行而辞去官职，专心研究经学，讲论义理。不过，他并未就
此罢休，还是继续向孝宗进言国事。有人劝他：“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
以为言。”朱熹讲：“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宋史》
本传）公元1188年，朱熹又借孝宗召他入对之机，大讲“正心诚意”，共上《奏札》
5篇，其中以《戊申封事》著称于时。《封事》说：“今天下大势，如人有病，内自
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
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
修明军政六者是也。……今日官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
顾乃得以窟穴盘踞于其间。是以纲纪不正于上，风俗颓弊于下。”此《封事》达于
宫中，孝宗已就寝，又立即起床，秉烛披阅，并于次日下诏，授朱熹主管太一宫，
兼崇政殿说书。朱熹虽力辞未就，但说明这次上奏得到了重视。
宁宗即位之后，朱熹得到提倡理学的宰相赵汝愚推荐，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
这是朱熹一生唯一的一次在朝中作官，他抓住为皇帝讲书的机会，多次向宁宗大谈
“正心诚意”的意义，要求皇帝身体力行。他在进言中，指出朝廷不应在京畿百姓
遭灾之年大兴上木，“以慰斯民饥饿流离之难”；二是要求宁宗“下诏自责，减省
舆卫”；三是要求整肃纪纲，以维护朝廷的尊严，令“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
得专任己私”。（《文集》卷14，《经筵留身而陈四事札）这些言论，引起了宁宗
的反感，而朱熹仍多次进言，“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宋史》本传）。这更使宁
宗对他产生了厌恶之心，仅在朝40日，就被撤去职务。此后，他只好回到家乡，专
心从事讲学著书。不久，赵汝愚也受到实权人物韩囗胄等人的排挤而失去相位。接
踵而来，便发生了一场反理学的斗争。公元1195年，由监察御史沈继祖出面。指控
朱熹犯有十大罪，又说他是一个伪君子。甚至有人上书请斩杀朱熹，使他终于受到
“落职罢祠”（取消做官资格）的处分。公元1196年，又“更道学为伪学”，列
《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为禁书。公元1198年再下诏，令
道学伪邪之徒“改视回听”，若“进非不悔”，则“必罚无赦”。同时又制定了
《伪学逆党籍》，列为“道党”者共59人，其中包括宰执4人，待制以上13人，其他
官员31人，武臣3人，士8人。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朱熹受到
了沉重打击，以至门人故交常过其门而不敢入。但朱熹却能镇静自若，照常“讲学
不休”，直至老死。
四、朱陆鹅湖论学 理学殊途同归
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
朱熹9岁。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朱熹
的理一元论把自然界和封建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及一切思想、行为准则都归结
为“理”的体现。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通过多读书，“泛观博览”去达到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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