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认识。由于这种方法十分复杂繁难，必须下最大功夫才能达到目的，因此陆九渊
觉得它大支离烦琐，按照他的“心即理”观点，他主张求理不必向外用功，只须
“自存本心”，“保吾心之良”，就可以达到对“理”的把握。
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
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
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
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
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这便是我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
会”。
会议开始，陆九龄首先发难，作诗表明观点：
孩提知爱长知亲，古圣相传只是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朋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朱熹听了一半，就对吕祖谦说：“子寿（陆九龄字）早已上子静（陆九渊字）
船了也。”辩论开始，陆九渊再用一诗和陆九龄以表白自己的观点：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大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沉浮。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陆氏兄弟把他们的为学之方标榜为“易简功夫”，而讥笑朱熹的治学之道是
“支离事业”。陆学是从“心即理”的宗旨出发，认为朱熹的“泛观博览”和“即
物穷理”的认识途径是支离烦琐，不切实用，因而主张“切已自反”，“发明本心”，
这就是他们的“易简功夫”。实际是一种直觉主义认识方法。
朱熹听了陆氏兄弟的诗，很不高兴。会议进行了三天，双方各持己见，最后只
好不欢而散。事后，朱熹批评陆九渊说：“子静之学，只管说一个心……若认得一
个心了，方法流出，更都无许多事……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便
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语类》）这个批评对陆学来说，真是击中要害
了。
鹅湖之会虽然只辩论“为学之方”，但也涉及两派在心物、心理关系上的分歧。
朱熹认为“理”在心外，所以要通过“泛观博览”和“格物致知”而达到对理的认
识；陆九渊则认为“理”在心中，“心即理也”，所以主张通过向内用功“发明本
心”去达到对“理”的体认。
鹅湖之会以后，两派继续进行辩论。主要是对无极太极和形上形下等问题的分
歧。朱熹讲“无极而太极”，强调“无形而有理”，其目的在于说明“理”是形而
上的，贯通万物的根本。陆九渊不同意朱熹的说法，他认为，没有必要去区分形上
形下。在陆九渊看来，太极就在心中，心就是理，就是宇宙万物之根本，不承认心
外有道。因此，陆九渊指责朱熹在“太极”之上加“无极”是“叠床上之床”、
“架屋下之屋”，全是多余。通过无极太极和形上形下的辩论，充分表明：在本体
论上，朱熹属于客观唯心论者，陆九渊是主观唯心论者。从哲学基本问题上讲，他
们都是唯心主义者；从治学目标上看，他们都是为封建主义的统治制度制造理论依
据。对这一点，后来黄宗羲做了正确结论，他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
同宗孔孟，即使意见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原无有背于圣人。”（《宋元学案·家山学案》）总之，朱、陆在学术上的分歧，
不属于世界观上的根本分歧，而是殊途同归。
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
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仅接
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
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
印象。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
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
五、倡办文化教育 重建书院学规
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
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
就。他倡办文化教育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宣扬维护封建制度的政治伦理思想，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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