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贵贱”革命要求的否定。
（二）承认矛盾对立终归形而上学
朱熹发展了二程“无独必有对”的矛盾观。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中，
都存在着两两相对的矛盾。他说：“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
义，有善便有恶，有动便有静”。又说：“盖所谓对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
以前后、或以多寡，或以类而对，或以反而对。反复推之，天地之间，其无一物无
对而孤立者。”（《语类）这种“天下之物未尝无对”的思想，是朱熹对二程“天
下之物无独必有对”的进一步发展。他说：“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对。且如眼
前一物，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虽说无独必有对，然对
中又自有对。”（《语类》）“对中又自有对”的思想，进一步揭示了事物内部矛
盾对立的关系，说明在每一事物内部都是一分为二的。他指出：“阳中又自有个阴
阳，阴中又自有个阴阳。”“以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
尔。”（《语类》）把每一事物内部的“一生两”、“一分为二”的关系看成是
“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这是对二程“无独必有对”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事物除了对立关系之外，对立事物之间还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朱熹说：“盖阴之与阳，自是不可相无者”（《语类》）。进而他又说：“天地之
化，包括无外，运行无穷，然其所以为实，不越乎一阴一阳两端而已，其动静，屈
伸、往来、阖辟、升降、浮沉无性，虽未尝一日不相反，规亦不可一日不相无也。”
（同上）他得出结论说：“凡物无不相反以相成”。（《语类》）这是对事物矛盾
对立统一关系的基本概括。朱熹还认为，对立的事物也可以相互转化，“阴变阳、
阳变阴”，各向其反面转化。他说：“阴阳之道，无日不相胜，这个退一分，那个
进一分”，“阳极生阴，阴极生阳”（《语类）阴阳之间存在着相互克服和斗争的
关系，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超过极限，就相互换位。
以上是朱熹思想中的闪光之点。然而在其理一元论世界观的约束下，上述合理
思想最终又走上了形而上学的归途。朱熹讲矛盾运动和转化，只限于部分自然现象，
不是普遍法则。他说：“阴阳有个流行底，有个定位底。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便
是流行底，寒暑往来是也。”这是说，阴阳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形成寒暑往来，
这是阴阳运动变化的性能。阴阳既分之后，形成天地、上下、四方，就永远定位不
变了。这显然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与此相应，在社会政治伦理方面，朱熹也是持形
而上学观点。他认为封建的等极秩序和纲常伦理是永恒的“天理”，永远固定不变。
他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
因之而不能变。”（《文集》）把君臣父子之位和封建伦理纲常视为永恒不变，这
是直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形而上学观点。
在动静关系上，朱熹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看法。他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
今以太极观之，虽日动而生阳，必竟未动之前须静，静之前又须是动。推而上之何
见其端与始。”（《语类》在阴阳动静的源头上，朱熹比周敦颐进了一步。“动静
无端，阴阳无始”的看法是朱熹对动静起源的辩证猜测，对后人具有启迪作用。他
看到了动静之间既相矛盾又相依存。他说：“动静二字，相为对待，不能相无，乃
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为也。”（《文集》）说明动静之间的对立依存关系是天
理之自然的规律，非人力所为。因此，“动静相资”，“阴静之中自有阳动之根；
阳动之中又有阴静之根。”（《语类》）这种动静相因的思想无疑是正确和深刻的。
但是，朱熹的动静观最后还是以循环论告终。他强调动静相因，但又主张“静主动
用”和“理静气动”。认为阴阳二气之所以运动，是本体“理”的作用，“理”主
静而“气”主动，“理”是客观精神本体，因此运动是由外面的“理”支使。这就
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在运动的方向上，朱熹又提出循环论的观点。他说：
“一动一静，循环无端”。（《语类》）“盖天地之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
更无余事”（《文集》）。认为运动是以循环的形式存在的。循环论看不到事物的
螺旋发展和波浪式前进的趋向，而认为只是如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往复
循环，永远在原来的圈子中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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