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不如实行，所以“行”重于“知”。
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
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知先”
“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
“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
“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
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实践有本质的
不同。
（四）性分“天命”、“气质”，明申理欲之辨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
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说十分
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
功。”（《语类》）二程继张载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
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
论。他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语类》）。“理”与“气”，人生
不可缺少。“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
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
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
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
“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朱熹的人性二无论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十分重视从思想上控制人心的倾向。朱
熹说：“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是恶底，此是气禀不同。”
（《语类》）这一“气禀有定”论，可为统治者阶级的剥削压迫开脱罪责，它要求
人民在贫贱中听从命运安排。因此，朱熹的人性论就成了钳制人民思想的武器。
基于上述目的，朱熹又把：“天命之性”称为“道心”，把“气质之性”称为
“人心”，并断言前者是“善”，后者是“恶”。其根据是《尚书·大禹漠》：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朱熹认为上述十六字是尧、舜、
禹的真传，因而特别重视。什么是道心？朱熹说：“道心者，天地也，微者精微。”
（《文集》）他认为道心就是天理，所以是精微的，至善的，只有圣人才具有。什
么是人心？朱熹说：“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体之私
而言，则谓之人心。”（《文集》）人心的特点是“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
人心就是“人欲”：“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语类》）他把人心
和人欲相等同，因为它是被物欲所迷惑而产生的邪念，是“恶底心”。所以朱熹认
为，道心和人心的关系，就是心中至善之理与邪恶欲念之间的关系。人要去恶从善，
就必须用“天理之公”去战胜“人欲之私”。
从上述思想出发，在道德修养上，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这
个天理实际上指“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他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
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文集》）
所谓“人欲”，就是受物欲迷惑而产生的私欲。他说：“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
一齐昏了”（《语类》）。他认为人欲本是恶的，和人的正常欲望不同。欲望人人
都有，饥而思食，寒而思衣的欲望是圣凡共有的。他说：“饥食者，天理也；要求
美味，人欲也。”（《语类》）又说：“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此理所当然。才是
葛必欲精细，食必求饱美，这便是欲。”（《语类》）因此欲有善恶，并非全都不
好。朱熹对“欲”和“私欲”的区别，是对二程理欲观的修正。他主张保证人民的
基本需求，让其生活下去，只有那些过高的欲望，才应该坚决克制。因此，朱熹反
对“过欲”、“纵欲”，也具有一定合理性。
不过，朱熹把“天理”和“人欲”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文集》）“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语类》）克得一分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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