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教条，他之所以承认这一说法，只是将其运用于具体的事情上。他认为做具体的
事情的时候，应该先有计划，有个主意，不能盲目行动，必须有个方向。他认为朱
熹讲“知先行后”的“知”，是指“知至之知”，即经过躬行实践之后所得到的真
知。然而这种真知“非躬行实践则莫由至。”从根本上讲，真知灼见仍然来源于
“躬行实践”，所谓“知常在先”的“知”不是“端坐在室”所能得到的。人们的
行动固然需要正确的思想作指导，但是这种正确的思想只能从“躬行实践”中得来。
由此看来，张栻“知行互发”是讲行“可以得到知，知又可以指导行，知行相互推
进。
因此，在知行问题上，他对朱熹有不同的看法。在一次给朱熹的信中说：
垂谕或谓人患不知道，知则无不能行，此语诚未完（同上）。
然有所谓知之至者，则其行自不能已，然须致知力行功夫到而后及此……若学
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为知道，而日知之则无不能行，是妄而已。（同上）。这
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朱熹说法的补充，实际上是用客气的语言对朱熹知行观上的
错误的纠正，也是对“知先行后”论的否定。他同意“知无不能行”，但这种无不
能行的“知”只能是“知之至”即真知，而不是“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所得
到的“知”。
张栻对他的“知行互发”作了如下的阐述：
力致圣贤之意，盖放使学者于此二端（指知与行）兼致其力，始则据其所知而
行之，行之力，则知念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然则声色容包之间，洒扫应对
进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源也。（《论语解序》）
盖致知力行，此两者功夫互相发也。（《全集》卷19）
这段话正确地指出了人们做事情在开始的时候确实是用已有的知识为指导去行
动，但在行动中还可以加深和发展自己的认识，反过来，又用这种发展提高了的认
识去指导行动，从而把事情做得更顺利。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以实践为“致知力行
之源。”所以他又说：“君子主于行而非以言为先也”（《全集》卷19）。这里所
讲的·“行”虽然仅指感性认识，即声、色之间所得来的东西，和洒扫应对中得来
的体会，但毕竟还是指的实践活动。由此可知，张栻在其知行观上的见解比起他的
同辈来，确实是具有真知灼见的。这对当时土大夫中存在的空谈义理，不务实际的
流弊应该说是一剂醒脑的良药。
四、一代理学宗师 朱熹张栻齐名
宋代理学自北宋开创，到南宋前期发展到了最高峰，其标志之一是朱熹集“理
学”之大成，其二是陆九渊开创了“心学”。这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两件大事，也是
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在推动新儒学走向最高峰的过程中，张栻占有重要
的地位。二程开创的“理学”学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使之发扬光大，成为当
时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朱熹同张栻在学统上同宗二程，两人可说是志同道合。
公元1163年8月，张栻之父、当时的主战派宰相张浚去世，张栻护其父灵枢到潭
州衡阳，于途中的船上同朱熹相遇，相与结识。朱熹闻张浚死，又专程到豫章（南
昌）祭悼，并护灵至丰城（今江西中部）。在船上，二人相谈十分投契，朱熹对张
栻的评介是“名质甚敏，学问甚正”（《朱文公续集·答罗参议》）。二人从此建
立了深厚的友谊。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岳麓书院教事时，朱熹曾专程造
访。此后十多年中二人经常以书函往来的方式相互切磋。从学术政见到品评人物无
所不论。特别是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从理解
到字义、词章，都反复交换意见。朱烹尝说张栻对自己“多有启益”。可惜张栻死
得太早，朱熹十分惋惜地说：“使敬夫不死，则其学之所至，言之所及，又岂予之
所得而知哉！”（《南轩文集序》）后来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自南轩出，
与考亭相讲究，去短集长，其言语过者裁之，归于平正”（《宋元学案》卷15）。
《宋史·道学传》说：“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
而朱熹不但认为张栻对他“多有启益”，而且还认为“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
之久，反复开益为多”。并且“所见卓然，议论出人表。”这说明朱熹所以能集理
学之大成，也与张栻有着密切联系。《宋史·道学传》将朱熹与张栻并列，这是不
无道理的。
从学术成就上比较起来，张栻虽不如朱熹那样博大精深，但从对发展儒学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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