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始，故曰“亲亲为大”；故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爱人集中体现在忠恕的情感上，忠恕有两层含义，从积极意义看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从逊守意义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仁德表现出高尚的成全之心和不忍人之心，是人性的高度自觉与自律。仁，包括很
多优秀品德，它几乎是一切人间美德的总和。若孝若悌[注]，若“刚毅木讷”[注]，
若“恭宽信敏惠”[注]，若“智勇”[注]“不佞”[注]……都是仁德的表现形式或
个性修养。有了这些仁德，君子才成其为君子，如进而将这种仁爱精神施诸天下，
那也就成了圣人[注]。因此，孔子要求人们“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一刻也不要放弃仁德，放弃对成仁的追求，甚至号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义是宜；即恰当、适宜，是处事的原则性。其标准是等级制，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颜渊》），是“贵贵、尊尊”（《札记·丧服四制》）。如果说，
仁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社会血缘亲族关系残余意识的话，那么，义的思想则反映了
阶级社会的等级关系。对个人而言，仁是内在人性的自觉，义是外在道德的自律。
正如董仲舒所云：“仁之为言人（他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注]“仁之法在爱
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
即将义定义为自律，深得孔子原意。义是一切得失与行为最高、最后的准则，一切
仁人、君子，必须“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作到
“义然后取”（《宪问》）。尽管孔子一生困顿，四处碰壁，但却始终坚持“临财
毋苛得，临难毋苟免”的取予之道，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两》）宁愿“饭疏食饮水，曲肽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利义
之间，真是一丝不苟！
仁是主观的友爱精神，义是外在的合理原则，礼就是这些精神和原则的具体规
定。那些行仁的区别（“杀”）、讲义的等级（“等”），都在礼的规定中得到了
体现。仁义是内容，礼乐是形式，仁义、礼乐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分言之则辞义
各别，合言之则二者为一。因此，他一则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
乐何？”（《八佾》）“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君子义
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一则又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无下归仁焉。”（《颜渊》）都说明仁义与礼乐是一体的，互相依存。
中庸之道中庸是方法论。中有中正、中和、适中、时中之义；庸，即用也。中
庸即用中。用中的第一义为处适中，行中正，就是无过与不及。子贡问颛孙师与卜
商孰贤，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曰：“然则师愈（优）乎？”孔子
曰：“过犹不及。”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质之稳定性的度，超过度就是“过”，达
不到就是“不及”，过分与不及都不好。这是对矛盾转化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的正
确理解。孔子认为，妥善地把握度，人为地控制过与不及，可以促成事物向理想方
向发展，此即他的“因材施教法”。“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
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取问。’子曰：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针对两种极端，予以分
别调节，使之符合度，这就是行中正，又叫行中道。
中庸的第二义为中和。中和是行中正后达到的一种和谐境界。孔子贵中，亦贵
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有子之言似
孔子”，此语可代表孔子思想。“和”，不是矛盾的调和，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矛盾双方在力量对比上达到均势，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无原则的调和叫“同”，
和同之辨，孔子是区别严格的，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
路》）与孔子同时的齐国大贤晏婴对此有形象的说明：譬之调羹，五味相剂叫和，
以盐济盐，以水济水叫同。君臣之间，不同意见的互相匡补叫和，阿谀奉承叫同
（《左传》昭公二十年）。和之与同，孰是孰非，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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