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小民”得以生活下去，而继续进行横征暴敛，南宋的统治就很难维持，更谈不
上什么“规复”大计。
叶适不仅主张废除和减轻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并且提出要把田赋减轻到十一以
下。他指出，古代行十一之税，而“后世刍狗百姓，不教不养，贫富忧乐茫所不知，……
亦岂得为中正哉”？（同上）
第三，提出“爵不必亲”，“田不必子”的平均主义理想。针对当时大地主集
团集中和土地兼并，形成贫贱富贵悬殊的严重两极分化情况，他提出了“爵不必亲，
而疏者可界也；田不必子，而贫者可共也。”（《宋元学案》卷45，《水心学案》，
《习学记言》）的理想，甚至还认为许行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囗而治”的理
想犹胜于“刻薄之政”。流露了“囗多益寡，称物平均”的平均主义倾向。不过，
叶适提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严重的土地兼并和集中问题。据《水心学案下》所记
黄震述评叶适的“省养兵之费”意见中，主张用“卖官田”的办法缓和当时土地关
系的矛盾，认为这种办法行不通。这个论断是合乎实际的。
第四，系统地提出了抗金和恢复故疆的意见和办法。其主要策略见本文第一节。
为此，他认为力图“规复”，必先改良内政，其中心问题如上所述，在于“宽民”，
用减免人民负担的办法调和内部的阶级关系。
此外，叶适还在改良内政和选用人才方面提出了一些较好的主张。但其内容都
是补偏救弊之类的改良办法，虽有革新思想，而并没有跳出古制的框架范围。
三、抨击理学 坚守唯物主义阵地
叶适和陈亮一样，是站在理学阵营之外而对理学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与责难的儒
家学者，是在“天下争言性命之学”的时候，承接了薛季宣和陈傅良的功利说而与
程朱理学和心学对立的事功学派著名学者。叶适同理学、心学相对立的思想体系，
是他从50岁（1207年）被夺职回乡到74岁（1223年），经过16年的潜心研究才形成
的。由于其思想与理学相对立，朱熹在《语类》中指责说：“永嘉、永康之说，大
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而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良斋学案》的案语中则说：
“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叶适
的实事实功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他的这个思想概括为“务实
而不务虚。”因此，他也和陈亮一样，主张把“义理”和“事功”统一起来，反对
忽视功利而专尚“义理”的空言浮论。他指出：“今世议论胜而用力寡，大则制策，
小则科举，……皆取则于华辞耳，非当世之要言也。虽有精微深博之论，务使天下
之义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盖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岂能尽天下之虑乎！”
（《水心文集》卷10《始议二》）这对当时流行于社会的崇尚空谈义理，“天下争
言性命之学”的不切实际的士风，可谓一针见血的有力重刺。这些言论，无疑是对
理学家的无情批判。因为在当时，无论是朱熹还是陆九渊，都把义理和功利对立起
来，只讲义理，否定功利。叶适认为，如果“以功业为可略，只是高谈“性命”，
“义理”，不管议论如何精深，也只是空言。事实正是如此，朱、陆等人辩析理学
的范畴和概念，以及论述理学的概念的时候，其议论相当精密，但他们走了极端，
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将“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叶适批评这种思想说：“仁人
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
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
（《习学记言》卷23）叶适指出，董仲舒所谓“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
说教，把道德的原理原则同物质利益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道德
不能脱离功利，它必须体现为一定的功效，既无功利，则所谓道义，只不过是空话
而已。道义和功利应该是相互结合，相互统一的。
与“义利之辨”相联系，对理学家在“天理与人欲之辨”的问题上，叶适也有
异议。他说：“近世之论学，谓动以天为无妄，而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者”（同
上卷2）的说法是“择义未精”的错误言论。对理学家的“主静”学说，他也持相反
的看法，他说：“但不生耳，生即动，何有于静？”（同上卷8）认为生命即是运动，
人要生活，就不能主静。这就批判了理学家“以性为静，以物为欲，尊性而贱欲”
（同上卷幻的禁欲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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