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受到牵连或压抑，其倡导者甚至遭到打击排斥。南宋前期出现
的“庆元党禁”，曾使理学遭受厄运。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理学势
力相当可观，当时有朱熹、张栻、吕祖谦和陆九渊等著名理学家聚徒讲学，其影响
很大，理学发展十分迅速。朱熹等人还借助于给皇帝讲书的机会来干预朝政，因而
引起了一些官员的敌视和反对，如郑丙、陈贾、林栗等人就十分敌视理学人士，先
后奏请禁止理学。到来宁宗庆元年间（1195一1200年），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
以赵汝愚同韩囗胄为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的权力之争。当时身居相位的赵汝愚，引
用了朱熹等理学家担任要职，而韩囗胄则在朝中一批反理学官员支持下，与赵汝愚
争夺权力。结果是韩囗胄得势，赵汝愚被迫下台。这就使理学势力在政治上受到了
沉重的打击，理学被定为“伪学”而被严令禁止，又将朱熹等59人列为“过党”加
以打击排斥。此后，理学便开始处于低潮时期。
魏了翁在上述情况下，于1199年考中进士。到了庆元年间（1205—1207年），
韩囗胄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冒然发动了对金战争，结果失败被
诛。嘉定改元（1208年），史弥远为相，以韩囗胄为代表的主战派势力受到挫败。
在这种政治气氛中，理学又重新抬头。魏了翁和真德秀就是在理学处于低潮时期从
事学术和政治活动的。他们二人“志同气合”，共同为“嗣往圣，开来哲”——为
接承“道统”，振兴和发扬理学而共同奋斗。
嘉定九年（1216年），当时正在四川做官的魏了翁开始上疏宋宁宗，请求表彰
理学开山周敦颐，请为之赐封谥号。其奏疏说：
盖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无所宗主，支离泮涣，莫这其归。……
敦颐独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赜，建图著书，阐发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
行之要。使诵其遗文者，始得晓然于诛泅之正传。……又有河南程颢、程颐亲得其
传，其学益以大振。虽三人皆不及大用于时，而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
心，其于一代之治乱、万世之明暗所关，盖甚不浅。（《文集》卷15，《奏乞为周
濂溪赐谥》）
对理学家的褒赠，在当时已有先例，如嘉定二年（1209年），宋宁宗曾下诏，
赐朱熹为“文公”，嘉定八年，又谥张栻为“宣公”，嘉定九年，再谥吕祖谦为
“成公”。然而，请为周敦颐和二程赐谥号，则是一桩不寻常的事件。按照历史惯
例，死后有资格受封谥号者，都是在生前地位特高、受到皇帝敬重的人，周敦颐和
二程，生前并未显耀于朝廷，社会地位不高。再则，史弥远之表彰朱熹等人，实出
于政治需要。因此，朝廷对魏了翁请给周、程赐封谥号和定理学为正宗的建议，一
时难于作出决定，因而迟迟不能表示可否，更未得到施行。
嘉定十年（1217年），魏了翁再次上疏申言前奏，请为周敦颐和二程赐封谥号。
在此次上书中，他把这件事看做是关系“学术之标准，风俗之枢机”的大事，要求
把他们的思想学说定为指导思想，“以风励四方，示学士趋向之级，则其于崇化善
俗之道，无以急于此者。”（同上，《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谥议》经过魏了翁的一
再奏请和强调，加之一些朝臣如真德秀等人的有力支持，到了嘉定十三年（122。年），
宋宁宗终于决定下了诏书，谥周敦颐为元公，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并向全国
褒扬了周、程开创理学的功绩。以此为契机，崇尚理学之风很快就在国内各地兴起。
各州郡纷纷为周程等理学家建立祠堂。魏了翁也应各州郡之请，为各处的周、程祠
堂作记，表彰宏扬，大张理学旗帜，如他在《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中说：“不有
周程诸学为图为书，振聋发瞽，如是而为极、为仪、为性命，为仁义礼智、为阴阳
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穷理致知之要，则人将泯泯愦愦，无所于闻。”（《全
集》卷48）这些话，将周敦颐和二程同他们开创的理学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
在魏了翁看来，有了周、程三人的出现，世人才得以从“泯泯愦愦”中清醒过来，
否则文明将会趋于纸灭，人们只能懵懵懂懂地处于野蛮状态之中。这种看法未免夸
张过分。
周、程等理学家及其所开创的理学受到朝廷的公开褒扬，这是中国儒学发展史
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自此以后，以理学形态出现的新儒学，不仅成为南宋后期在意
识形态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官方哲学，并且一直为后世的统治阶级所尊崇，成了长时
期居于支配地位的思想理论基础。由此可见，在使理学从“伪学”变为官方正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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