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也是对皇帝讲的，要求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言论公开。他把“公议”提
到“天理”的高度，企图得到皇帝的重视。既然“天理”是永远不可泯灭的，那么，
作为“天理”之表现的“公议”，也是万世如一日，不可泯灭的。其不可泯灭的根
本原因，在于“公议”存于人心，尽管有权势的人可以暂时颠倒是非，然而最终为
世人所不容。真德秀认为，“公议”，就是“天道”。顺应天道，则人佐之，天助
之。这种天人一体的思想显然是儒家的顺天应人思想的表现。
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冬十月，真德秀受命为特使北去金国庆贺其新主登位，
十一月至盱眙（今属江苏），有消息传来，得知金国发生内乱，就中途返回京师。
他回朝之后，对宁宗说：
臣自扬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无际，陂湖相连，民皆坚悍强忍，此天赐吾国
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为进取之资。
顾田畴不辟，沟洫不治，险恶不扼，了壮不练，豪杰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
则徒以长江为恃；岂如及今大修垦田之政，尊为一司以领之，数年之后，积粟充实，
边民父子争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粮饷，皆为精兵（《宋史》本传）。
这个建议，对于当时巩固北方边防，不失其为最好的策略。由于南宋王朝的政
治腐败，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数各级官吏文恬武嬉，不顾大局，搜刮民脂民膏，图一
时之享乐，造成沃野荒芜，田畴不辟，水利失修，边关要隘守卫松弛，兵士不加训
练，武备人才不受招用，一旦有警，只侥幸寄希望于长江天险之阻，这是很危险的。
真德秀看到了长江以北大片土地和人民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意义，也看到了统治阶层
对上述问题的忽视。他认为，如果能够在长江以北的南宋辖区设立专门机构，派人
前去，一面大修垦田之政，解决了生产问题，不出数年，就可以使积储充实，一面
就地组织爱国群众，因其什伍进行军事训练，一定能够做到足食足兵，巩固边防，
抵御北方敌人的入侵。可惜真德秀的满腔热情和正确的建议，未被腐败的当权者所
采纳。于是他只好再进忠言，提醒最高统治者说：“国耻不可忘，邻盗不可轻，幸
安之谋不可恃，导谀之言不可听，至公之论不可忽。”（同上）真可谓竭尽忠忱，
不遗余力。
真德秀于宁宗在位的后期，忧患于国事，屡屡进言，数年之间，“论奏恳恳，
无虑数千万言”，其中许多意见十分中肯，因而受到了宁宗的尊重，可又引起了当
时身居高位的权相史弥远的忌恨，原来自韩囗胄失败后，大权落到主和派史弥远之
手，他结党营私，重用小人，排除异己，真德秀对其所作所为十分憎恶，由于这些
原因，史弥远对他更为不满。另一方面，由于真德秀的奏议言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
了一些正直的士大夫之心声，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甚至将他的论奏抄录出
去，进行传播和诵咏，这就使他成为名重一时的政论家。这时史弥远又想笼络他，
使之为己所用，而真德秀却不与之合作，主动请求到地方上去任职。
二、关注国计民生 躬行惠民之政
宁宗在位的最后几年，真德秀基本上是做地方官。在这时期，他作了一些利国
利民的好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其一是救荒惩贪。嘉定六年（1213年）十一月，真德秀受职为秘阁修撰，实授
为江南东路转运副使。当时江南东路遭受了严重的旱蝗灾害，其中尤以广德、太平
两军州最为严重，他到任后，首先是去赈灾，分别派遣官员到管区其他州县办理荒
政，他亲自到最严重的广德、太平，协同当地官员到民间察看灾情，并授予当地长
官开仓救灾的权力，从而使灾民得到了及时解救。当他把救灾工作办完，离开广德
时，当地有百姓数千人相送，至郊外，有人指着道旁的许多坟墓哭泣着告诉他说：
“此皆往岁饿死者。微公，我辈已相随入此矣。”（《宋史》本传）。接着，他又
下令废除了太平州私自创设的大斛，减轻了官府和地主对农民的超额剥削。在任期
间，真德秀还弹劾了新徽州的贪官知州林琰和宁国知府张忠恕贪污赈济米的罪行。
自此以后，真德秀的政誉更为提高。原来那些讥笑他为迂儒的言论，顿时烟消云散。
其二是整顿泉州漕政。嘉定十二年（1219年），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出知泉州，
当时泉州本来是中国同西方商人通航的一个大港口，在南宋中期，是全国最繁荣的
海外贸易中心，每年有大量的阿拉伯等地外商来这里进行商业活动。但是，到南宋
后期，由于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吏对外商进行繁重的敲诈勒索，一时冷落下来，每年
来此贸易的外国商船减少到只有三、四艘。真德秀到任后，实行了优惠政策，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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