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拒而不见。
万历四十年（1612），因人推荐，朝廷下诏恢复刘宗周行人司行人的旧职。在
北上途中，路过无锡，拜访高攀龙。高与顾宪成都是当时的理学巨子，又是东林书
院的创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为泰山北斗。刘宗周在无锡短暂停留，与高相互切磋
学问，有问学三书，一论居方寸，二论穷理，三论儒释异同与主敬之功。从此刘宗
周论学更反躬近里，从事治心之功。
当时东林党人与朝中大臣互相攻讦，形同水火。刘宗周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
培养国家元气疏》，指出当时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土习
日险。他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不必以门户分邪正。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
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但朝中党派
倾向已很明显，刘宗周在前疏中发明顾宪成之学，被认为同情东林党。他鉴于群小
在位，党祸将兴，就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这时江西巡抚韩浚上疏弹劾刘宗周，
比之为少正卯，说他“行伪言坚”，足以乱天下而有余，乞赐尚方加诛，以为惑世
诬民之戒。归于顾，刘廷元又相继对他进行攻击。于是他踏上了归乡之路。
解官后，刘宗周的心情反而觉得轻松。他早就想潜心学问，摆落世事的缠绕。
在《与周生书》中，他写道：
不佞少而读书，即耻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报君父，毕致身之义。
偶会时艰，不恤以身试之。风波荆棘之场，卒以取困。愚则愚矣，其志可哀也。然
而苦心熟虑，不讳调停，外不知群小，内不见有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亦可哀也。
嗟乎，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亟争之则败，缓调之而亦败。虽有子房，无从借今日
之著，直眼见铜驼荆棘而已！《易》曰：“小人剥庐，终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
有？吾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万物一体，亦会为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升沉
宠辱，则已度外置之矣。惟是学不进，德不修，快取容足之地，而亡其所为天地立
心，生民立命之血脉，于世道人心又何当焉？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昔韩
退之中废，作《进学解》以自励，遂成名儒，其吾侪今日之谓乎！
小人当道，国事日非，既不能作济世之名臣，不妨作一个弘道之名儒。因此，
刘宗周更加走向了注重内省的治学道路。
刘宗周“早年不喜象山、阳明之学”[注]，认为陆、王心学“皆直信本心以证
圣，不喜言克己功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注]，容易导致禅学化。所以他
曾说：“王守仁之学良知也，无善无恶，其弊也，必为佛老顽钝而无耻。”[注]但
到了中年，他的学术主张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解官后，他闭门读书，“悟天下无
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转向了陆王心学，著《心论》一文，阐发了自己的心学
观，认为“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于一心”，“大哉心乎，原始要终，是
故知死生之说”。表明刘宗周完成了对心学从“始而疑”到“中而信”的转变[注]。
在教学之暇，刘宗周撰成《论语学案》、《曾子章句》两部重要著作。在《论
语学案》中，刘宗周强调“学字是孔门第一义”，指示“君子学以慎独，直从声外
立根基”，“视听言动，一心也；这点心不存，则视听言动到处皆病，皆妄矣。若
言视思明，听思聪，言思忠，动思敬，犹近支离。”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既由心学
中脱胎，又希望矫正心学之失的特征。这表明刘宗周对阳明心学开始了由“中而信”
到“终而辨难不遗余力”的转变。
刘宗周家居三年。这期间，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名声远扬。而这时明朝的
内忧外患也越来越严重，东北的满洲日益强大，明军连年失利；朝中则党争不已，
政治腐败。刘宗周虽身在江湖，但还是心系魏阙，不在其位，并非不谋其政。他在
《与周绵贞（起元）年友书》中，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写道：
今天下事日大坏，莫论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缓须臾之决裂。况遐荒远激，
尤非帖然无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酿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
犹不至一日瓦解耳。敌患孔亟，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无一举动可人意，恐旦夕有
变，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
他认为，国事弄到现在这个样子，“吾党与有罪焉”，不能只怪所谓“奸党”。
他对“正人”的行为作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吾辈出处语默之间，亦多可议。往往
从身名起见，不能真心为国家。”只顾自家博取好名，不以国家为念，如果天下一
旦土崩瓦解，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刘宗周痛切地说：“所云吾党之罪，在宋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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