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1638），刘宗周完成了《阳明先生传信录》一书的删定。他做这
项工作的目的，是要纠正王学末流之弊，故选录他认为功夫最切近、最合于王阳明
早年笃实精神的部分，并加了按语，反复辨析，澄清混乱。早在天启六、七年间，
刘宗周就辑过《皇明道统录》一书，共七卷，体裁仿朱熹《名臣言行录》，首记平
生行履，次抄语录，末附断语，褒贬俱出独见。该书对当世推为大儒的薛(王宣)、
陈献章、罗钦顺、王畿等人都有贬词，而对曹端、胡居仁、陈选、蔡清、王守仁、
吕(木冉)诸人无间言。当时他特别推崇王阳明，说：
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治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日良知，因示人以求
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
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
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
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注]。
但是，因王阳明的学说与朱熹之说不无抵牾，且极力表章陆九渊，故有人疑
“良知”之说或出于禅。刘宗周虽然承认阳明之学“从《五经》中印证过来，其为
廓然圣路无疑”，但又说：“特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
躐等之弊有之”。由于王阳明语焉不详，后学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禅学，这在
阳明弟子王畿（龙溪）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刘宗周批评说：“至龙溪直把良知作
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操戈入室，指入禅
门之室。如关于有名的“四句教”，刘宗周认为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为阳
明的未定之见，平日虽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未敢笔于书以滋学者之惑。至王畿始云
“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批评说：
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后玄。如此，则致
良知三字著在何处[注]？
王畿“四无”说，认为“心是无善无恶的心，意是无善无恶的意”，将心中本
来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杀了，只剩下一个空寂虚无的心，这样，就堕入了禅
学，使“致良知”三字没有了着落。
刘宗周虽然没有过多地对王阳明进行正面批评，但他认为王阳明在有些问题上
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因此，他极力辨解王阳明“似禅而非禅”。王
阳明主张“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本身没有错，这正是儒家修养的正途，错的是
他不知先天有止，却叫人在念起念灭时用为善去恶之力，终非究竟一着，故失之粗。
对于“四句教”，刘宗周认为其根本错误在于对“意”的理解上。他多次说过。
“阳明将意字认坏”，“先生解《大学》，于意字看不清楚”。如第一句“无善无
恶心之体”，刘宗周认为应该改为“有善无恶心之体”。因为“意”为心体，是人
类具有的一种先天性的好善恶恶的潜能，应该是纯粹的善。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
动”则错得更远。因为“意”是超越动静的“至静”，它是不动的，是“未发”，
动的是“念”。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虽然没有大
错，但因大本已失，所谓“良知”，所谓“格物”也就徒劳无功。所以刘宗周总结
说：
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
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注]！
王畿从王阳明“四句教”中推论出“四无说”，就与禅学没有什么区别了。因
此刘宗周又对禅学进行了批评。他说：
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功夫实地却在
格物，所以心与天通。释氏言心便言觉，合下遗却意，无意则无知，无知则无物，
其所谓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尽物之心不同[注]。
对禅学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王畿等人的批评。他认为禅学、儒学虽然都在谈
“本心”，但禅学之“本心”没有任何内容，是虚寂，而儒学之“本心”中有“意”
这种超越的至善存在。所以两家在认识心的本体上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在功夫
上也是截然不同的。禅学的功夫是觉，通过顿悟去觉此心之空，万事皆空；儒家则
强调“格物”的功夫，由格物而有三纲领八条目。王畿的“四无说”，以党育性，
一觉无余事，是率天下都是禅，因而背离了儒学，甚至也不合王阳明的原意。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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