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主张将“四无说”改为“四有说”，即：“心是有善无恶的心，则意亦是有善无
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这样，就解决了本体与功
夫之间的关系问题，划清了儒与禅间的界线。
除《阳明先生传信录》外，刘宗周还撰定了《经籍考》、《古学经》，辑《古
小学集记》、《古小学通记》，并著《原旨》、《治念说》。这些学术活动的目的，
都是与他的学术主张密切相关的。
四、决此一朝死 了我平生事
崇祯十五年（1642），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
出，但君命难违，他还是去了。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
脱国家的危机。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
“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刘宗周
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
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
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注]，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
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
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
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
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
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
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
“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
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他把汤若望看成异
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注]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
新兵器，更拒绝接纳西洋的天主教。表明儒家传统已失去了宽宏大量的开放精神，
这也许是近四百年来中国落伍、中华文化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
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
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
培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革职后，刘宗周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发挥“诚意”、“慎独”的学术思想。他
又写下了《读易图说）、《易衍》、《古易钞义》、《大学诚意章章句》、《证学
杂解》、《良知说》、《存疑杂著》等重要著作。他对王阳明及其后学进行了批评，
认为“后来学问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内分外，分动分静，说有说无，劈成两下，总
属支离。”[注]他对先儒分析支离之说，统而一之，兹列表如下：
可见，刘宗周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福王朱
由崧在南京监国，建立南明，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福王政权不仅于内政外
交上没有任何作为，反而继承了崇祯朝的所有弊端：党争，苛敛，苟且偷安，等等。
刘宗周上疏献计，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一曰慎爵赏以肃军
情，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注]。又上疏请诛内外不职诸臣[注]，于
是他成为众矢之
的，受到排挤。刘宗周对崇祯亡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先帝无亡国之征，而
政之弊有四：一曰治术坏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党论，三曰武功丧于文法，四曰民
命促于贿赂，所谓四亡征也。”[注]他希望福王政权能改弦易辙，吸取教训，但这
只是他一厢情愿。在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他不得不辞职。但他没有忘记尽一个孔孟
之徒的责任，在出都门前，上《再陈谢悃疏》，对福王进行最后忠告。他的忠告有
五条：一曰修圣政，无以近娱忽远猷；二曰振玉纲，无以主恩伤臣纪；三曰明国是，
无以邪锋危正气；四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三曰固邦本，无以外衅酿内忧。
福王不予理睬。刘宗周历经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
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注]
回到绍兴后，刘宗周与门人编定了《中兴金鉴》。该书原本为福王而作，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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