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孙竟囗囗于争“正统”，加之马阮等小人挑拨其间，以至闽浙叔侄之间势同水火，
甚至不惜同室操戈、兵戎相见；文武臣属之中，虽不乏宗羲、之仁等忠勇之士，更
多的人却贪生怕死、心存观望，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武将如方国安辈，他们“未建寸
功辄封侯伯……平日骄横，卑视朝廷，一闻敌至，莫不逃降”（同上），在这种局
面之下，无论宗羲等一班孽子孤臣如何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其必然的结果都将注定
是枉费心力。应当说，宗羲对这一点早就看得相当清楚，40年后，他在为孙嘉绩撰
写的墓志铭中写道：“血路心城，岂论修短？……从未亡社，虽加一日，亦关国脉”，
就算国脉只能延长一天，他也认为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宗羲和他的同志们不愧是
令人肃然起敬的殉道者，对他们所作的一切，如果用“成败利钝”之类的字眼加以
简单评估，则未免过于冷漠。
在宗羲极力鼓动下，熊汝霖率所部渡江，攻占海盐，终因军力单弱，不得不仍
撤回余姚。到得五月，孙嘉绩将其麾下的火攻营拨交宗羲指挥，宗羲又与兵部主事
兼余姚令王正中（王之仁之侄，字仲伪，宗羲友人）合军，共3000人，渡过杭州湾，
在坛头山会同浙西各军，准备由海宁再攻海盐，而此时清军统帅博洛已开始动作。
二十五日，清军分水陆两路进兵；二十七日，拥兵20余万的浙江总兵方国安挟持鲁
王南逃，除王之仁所部外，其余各军皆不战而溃。六月初一，博洛渡过钱塘江，王
之仁退兵漂泊海上，浙东全线瓦解。宗羲收拾残部，率500余人遁入四明山结寨自守，
然后独自下山探寻鲁王行踪，临行，宗羲告诫部将“联络山民”，与附近群众搞好
关系。不料下属违背节制，就近取粮，激怒百姓，当宗羲回山时，寨子已被山民焚
毁，部众也或死或散，而清军又正在到处搜捕他，于是宗羲只得奉母逃难，避居位
于四明山北麓的化安山雨舍（黄尊素墓园所在），第二年才返回故居。
顺治六年（1649），鲁王由闽返浙，驻跸健跳所（今浙江三门以东），宗羲得
知这一消息，又渡海追随，升为左金都御史，不久又晋左副都御史。其时，大权尽
归定西侯张名振（宇候服，南京人，1601—1656），而名振自恃功高，开始变得专
横跋扈起来，其余诸将也骄蛮无比，“文臣稍异同其间，立致祸”（《年谱》）；
宗羲手中无兵，难以有所作为，只好每日与鲁王的礼部尚书吴钟峦（字峦囗，号囗
舟）谈论学问，再有闲暇，便注释《授时》、《泰西》、《回回》三历。不久，由
于清廷伤令各地将前明遗臣中不降顺者的家属登录上报，宗羲担心累及老母，忧心
如焚地叹道：“主上以忠臣之后信我，我所以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乱矣！不能为
姜伯约（按即姜维，三国时蜀将）矣！”（《神道碑》）于是陈情监国，请求归家，
获得准许。吴钟峦亲驾三板船送出20里，波涛声中，两人呜咽而别。宗羲改名易姓，
从小路潜回故居，时为本年八月。
九月末，张名振火并听从隆武帝号令的将领黄斌卿（字明辅，福建甫田人，隆
武政权封其为成虏侯），攻占沿海最大岛屿舟山；十月，监国移驾舟山，再召黄宗
羲还朝，并派他和兵部左侍郎冯京第（字跻仲，号簟溪，浙江慈溪人）为澄波将军
阮美的副手，以万历年间李太后颁赐给普陀山的藏经为礼品，出使日本求援[注]。
抵达长崎后，知道日本不肯出兵，宗羲等人失望而归。大约自此以后，宗羲就不再
在鲁王政权中任职了。
当时，清廷在浙江的地方长吏严厉镇压与鲁王集团有联系的人，黄宗羲、冯京
第等的姓名被公布于通衢，他们都在缉拿之列。但宗羲并未因此而脱离抗清复明事
业，他与抗清义士的联系仍十分密切，“江湖侠客，多来投止”，与在四明山中坚
持抗清的冯京第、王诩之间也常有信使往来。顺治七年（1650）三月，宗羲至常熟
拜访故人钱谦益，以在钱氏绛云楼读书为掩护，与谦益密谋策动清“婺中镇将”马
进宝起义，以为鲁王声援。九月，清军大举围剿四明山各寨，冯京第兵败遇害，宗
羲弟宗炎也被逮捕，关在死牢中，于是宗羲冒险潜入宁波，与好友万泰等人计议，
利用种种关系，在处决前夕才将宗炎救出。顺治八年（1651）夏秋之交，清闽浙总
督陈锦计划分三路进攻舟山，宗羲侦知这一消息，立即派人入海告警。顺治十一年
（1654），张名振造使与宗羲联系，来人在天台（今浙江天台县）被逮，宗羲又遭
指名拘捕。顺治十三年（1656），慈湖（在浙江慈溪县东）义军首领沈尔绪被人出
卖，牵连到黄氏兄弟，官府认定宗羲为首谋，被指名严拿，这次宗羲的处境十分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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