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1664）四月，宗羲与吕、吴等联袂至常熟访钱谦益，此时钱氏已病危，自知
不久于人世，一见宗羲，便以丧事相托，并说：“唯见知吾意。殁后文字，不托他
人。”（《思旧录》）——谦益死后，其子孙贻别求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合
肥人，与钱谦益、吴伟业齐名，合称“江左三大家”）作墓铭文字，宗羲“得免于
是非”（《思旧录》）。
康熙六年（1667）春，黄宗羲重游绍兴，自念台先生刘宗周崇祯中立证人书院、
大会讲学，倏忽已历30多年。为了纪念自尽殉国的先师，光大师门学说，宗我与同
出念台先生门下的姜希辙（号定庵）、张应鏊（号奠夫）等商议筹画，于九月重开
证人书院讲席。这次讲会上，宗羲系统地归纳揭示了宗周学术的四个纲领性命题，
发前人所未发，即：“静存之外无动察”，“意为心之所存”，“已发未发，以表
里对待言、不以前后际言”，“太极为万物之总名”（详参《子刘子行状》卷下），
若干年后宗羲撰《明儒学案》，亦据此为纲宗。
此后数年中，黄宗羲曾多次赴绍兴，与同门会讲于证人书院，并着手整理编写
一批阐述发明蕺山学术精华的著作，如《子刘子学言》、《子刘子行状》、《证人
会语》、《圣学宗要》、《答董吴仲论学书》等等。宗羲对自己的恩师极为尊重，
经常满怀深情地谈起蕺山先生对他的教诲，宗羲学术也是上承王阳明，近宗刘蕺山。
但他反对盲从，提倡怀疑、提倡疑中求悟求信，当他的学生董元璘（字吴仲）认为
“意为心之所存》这一论断“未为得也”（《年谱》），便写了一篇文章，题为
《刘子质疑》，向老师请益。宗羲对学生这种钻研精神大加肯定，说：“昔人云：
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老兄之疑，团将以求其深信也、彼泛然而
轻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刀（《答董吾仲论学书》）
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到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宁波在甬江边，所以
代称“甬”或“甬上”，宗羲好友万泰的家就在此地。万泰生前对“东渐三黄”的
气节学问倾倒备至，曾多次对亲友说：“今日学术文章，当以姚江黄氏为正宗。”
（李邺嗣《果堂诗文钞·送季野授经会稽序》）他还经常亲率子弟到黄竹浦盘桓问
学。顺治十四年（1657）万泰去世，宗羲便写信与泰长子斯年，要万氏兄弟前来受
业，一力承担起为故人教育后代的责任，所以，万氏八兄弟都是黄门高弟，其中，
以斯同（字季野）、斯大（字充宗）、斯选（宇公择）及斯年之子万言（字贞一）
成就最著。早在康熙四年（1665），万氏兄弟与同为黄家三代世交的董氏兄弟（允
囗、允珂、允璘、允玮）及陈赤衷（字夔献）等青年学子组织建立“甫上策论会”，
并至余姚向黄宗羲求教。康熙七年春，宗羲在绍兴证人书院讲学之后，又应市上诸
门生之请，到宁波主持讲席，建立了雨上证人书院、院址先在广济桥万家，后来迁
宁波城西万氏别墅白云庄。
宗羲讲学具有明确的宗旨。他强调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认为“学问必以
六经为根抵，游腹空谈，终无捞摸”（《年谱》），而“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
儒之学”（《神通碑》），又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
而后足以应务”（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所以要求“受业者必先穷经”，
“兼令读史”（《神道碑》）；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除了经学史学外，
宗羲还讲授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在宗羲的教诲下，甬上弟子
都能刻苦钻研“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按指西欧国家）
测量推步之学”，而且“皆卓然有以自见”（万经《寒村七十寿序》），其中不少
人成为闻名当代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
市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持续了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结束，这8年是宗
羲讲学最有成就而且影响最大的时期。
康熙十五至十八年（1676—1679），黄宗羲多次到海昌（今浙江海宁）讲学。
其间不少地方官吏也经常前来问学，宗羲对他们说：“诸公爱民尽职，即时习之学
也。”（《年谱》）讲学虽仍以《四书》《五经》等典籍作教材，但宗羲反对人云
亦云的附会，鼓励学子独立思考，他说；”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
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谓‘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
子，则障了一路光明’也。”（《年谱》）海昌高足，有查慎行、陈汗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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