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的征召；他的外甥“昆山三徐”（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崛起云霄”、官
高爵显之后，为报母舅接济之恩，在昆山买回置宅，多次敦请他回乡安享天年，他
却始终不肯南归……炎武所表现出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高风亮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必将永标青史。
作为一个学者，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神道表》记载：“凡先生之游，
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
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
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面熟复之”。跋涉山川不但令炎武眼界大开，而且通过大
量艰苦细致的实地取证以及身处其地的真切感受，炎武印证、充实了自己平昔所学，
深化了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和思索。在“足迹半天下”的漫游中，炎
武虽然未能寻访到自己心目中的廉颇、郭解、窦融、耿况一流人物，却结识了许多
北方的饱学之士，除了上文曾提及的孙奇逢、李因笃、王弘撰诸人外，著名的还有
张尔岐（字稷若，号嵩庵，济南人，独精“三礼”，有《仪礼郑法句读》十七卷）、
马(马肃)（字宛斯，山东邹平人，精熟古史，时人称为“马三代”，有《绿史》16
0卷）、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长于周秦诸子学，知识渊博而有民族气节，炎
武与之尤为意气相投）、李囗（字中孚，陕西周至人，博通经学，为关中大儒，学
者称二曲先生）等重质实精考核的学者；此外，南方学者游历北方面与炎武订交的
则有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土宅)，浙江秀水人，当时极负盛名的辞章家、学问家，
炎武陷黄培诗狱时获朱氏之助良多）、屈大均（字介子，号翁山，广东番高人，著
名诗人，抗清志士）、阎若璩（字百诗，号游医，祖籍太原，后徒淮安，精于考据，
有《古文尚书疏证》8卷）等等。炎武与这些友人切磋琢磨、讲学论道，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使自己的学术更上层楼，终于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四、清学开山祖 前朝遗民心
顾炎武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
书”（潘耒《日知录序》），广泛涉猎经、史、音韵、金石、舆地、诗文诸学，在
学术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平生著述也极为丰富，“卷帙之积，几于等身”
（王弘撰语）。其主要著作有《日知录》32卷，《音学五书》38卷，《左传杜解补
正》3卷，《五经同异》3卷，《明季实录》（无卷数），《二十一史年表》10卷，
《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历代帝王宅京记》20卷，《肇域志》100卷，《金石
文字记》6卷……等50余种。炎武去世之后，遗书文稿全部被其甥徐氏昆仲取至北京，
秘不示人，即使炎武嗣子顾衍生亦“不克常见”；而徐氏对这些书稿却“不知爱惜，
或为人取去”（何焯《菰中随笔序》），因此，炎武的著作散亡颇多。潘来整理刊
行的，仅为遗稿的一部分。这是很可痛借的。
《音学五书》与《日知录》是炎武最为重要的得意之作，他说：“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自年五十以
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
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
诸行事，以脐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残稿》一，《与人书》）。
顾炎武以明音韵为治学的根本，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文集》四，《答李子德书》）；又说：“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
无日不以自随，凡三易稿而手书者三矣”（《音学五书后序》）。在顾炎武看来，
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而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谈得上救世，因此，他在《音学五
书》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他将《诗经》作为基本材料，吸取先人如郑库、陈第等人
的成果而又不墨守成规，分古韵为十部，还分析了古代音韵迁变的脉络，提出了
“古人四声一贯”等断语，在音韵学领域上取得了承先启后的巨大功绩，以后之江
永、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直至近人章炳麟、黄侃等学者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
究，都与顾炎武的率先倡导和取得的成果分不开。
尤有意义的是，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还为后代考证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这就是：首先，要搜集占有足够的材料，分析时代先后，辨明其演变发展；其次，
每下一个结论，都必须博求佐证以资共信。这种从明其先后之流变入手、博求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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