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在朱熹看来，道是第一性的，是物得以生成的根据、本原；道在器先，道本器
末，道决定器。这种唯心主义的道器论在宋明理学中占居统治地位达数百年之久，
从无异辞。对此，王夫之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廓清迷雾，就道与器之间的关
系作出了唯物主义的总结。他在《周易外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
谓之器，统之乎一形”，道和器乃是统一在“一形”之中的；“上下者，初无定界，
从乎所拟议而施之谓也”，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也不存在一个凝固不变的分界，它
们之间的区别本来并且始终都是相对的，是人们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时因角度不同
“从乎拟议而施”的，因此，“上下无殊畛，而道、器无易体，明矣。”（卷5《系
辞上》）王夫之还进一步指出：“天下唯器而已。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
之器也”，由此推导出必然的结论：“无其器，则无其道”（同上）。器是体，道
是用，器为本，道为末；规律是从属于事物的，却不能说事物是“规律的”事物，
“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
在证明“无其器则无其道”，“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卷2），因此，“君子
之道，尽夫器而已”（卷5）。这就是说，充塞天下的只有具体事物（器）、规律
（道）就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离开具体事物，也就无所谓“道”了；只要“尽夫
器”，把具体事物认识研究透彻，“则道在其中”，就可以掌握规律。通过以上论
述，王夫之大致理清了道和器之间的关系：天下唯器，器体道用，道不离器，道在
器中。他的这一认识远远高于前辈及同时学者，代表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
高水平。
王夫之所建立的哲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他在一定的程度上做到了将
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从而将中国古代自老子以来的辩证法思想发展
到一个新的高峰。比如，他认为物质是不生不灭的，“未尝成，亦不可毁”（《正
蒙注·太和篇》，下引同），一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烟、为烬，木者
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所以，对于物质，只能
“曰往来，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灭”，“器”（物质）无所谓生，
也无所谓灭，有的只是其存在形态的不同，即往来、屈伸、聚散、幽明等等变化；
“生灭者，释氏之陋说也”，佛家的这种说法是讲不通的、难以服人的，如果有灭，
灭到哪里去了？“太极浑沦之内，何处为其翕受消归之府”？有生，那么“太虚之
内亦何从得此无尽之储，以终古趋于灭而不匮耶？”王夫之还认为，一切事物都是
运动变化、生生不已的。他说：“动为造化之权舆”（《正蒙注·大易篇》，下引
同），运动为事物之始，“不动则不生，由屈而伸，动之机为生之始”；而且，这
种运动是绝对的，“夫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尚书引义·大甲》），“若欲求
其不动者以为泰，是终古而无一日也”（同上书《益稷》），静止则是相对的，而
且，动与静对立统一，动静互涵，“静以居动，则动者不离乎静，动以动其静，则
静者亦动而灵”（《正蒙注·大易篇》），“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合动，动
不舍静”（《思问录外篇》）。所以，王夫之认为运动不外乎“动动”和“静动”
两种形态，静是“静动”而非“不动”：“止而行之，动动也；行而止之，静亦动
也，一也”（《正蒙注·太和篇》），由是而作出结论：“动静皆动”。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王夫之的有关论述及结论是中国古代动静观的最高理论思维成果。在王
夫之的哲学体系中，宇宙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他说：“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
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思问录外篇》），修正了
张载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的说法；并且认为这种发展是“新故相推，日生不
滞”（《尚书引义·太甲》），是“荣枯相代而弥见其新”（《正蒙注·大易篇》），
从而得出变化日新、“世益降，物益备”的发展观；并且由此引申，如果不顺应这
一发展规律，“守其故物而不能自新，虽其未消，亦槁而死”（《思问录外篇》），
这其实也是对明末腐败政治的沉痛总结。
在哲学领域，王夫之还有许多观点都是富于创见的。他的《相宗络索》从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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