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盘根问底的学习方法。当时学子都要读《四书》、
《五经》。《大学》是《四书》之一，宋代理学家极力表彰，朱熹并作《大学章句》，
将《大学》一篇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移易旧文。从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云：“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
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对于朱烹区分经传，虽然有人提出过怀疑，但
五百多年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也就相信了朱熹
的说法。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有一天塾师讲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
下，戴震问：“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塾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又问：“朱文公何时人？”回答说：“宋朝人。”
“孔子、曾子何时人？”“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几二千年
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塾师无法解答，只得夸戴震说“此非常儿也。”
的确，戴震小小年纪就敢于怀疑，不盲从，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这对他后
来倡导朴学、批判权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戴震读书，有一种“每一字必求其义”的习惯。塾师授课，讲以下引文凡见于
《年谱》者不再注出处，凡见《戴震集》者仅注篇名。解前人的传注训诂，戴震往
往不明其义。他不喜欢人云亦云，何况前人传注中往往谬误百出。因此，他要探本
溯源，花了三年功夫穷究近代字书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握了其中的精髓。
在此基础上，他“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
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这样，为以后学术、思想更
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通训诂”成为戴震及其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治学
方法。
《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达数百万言。可17岁的戴震已能“全举其辞”。他
后来对段玉裁说：“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又说：“经
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
道，乃可得之。”他曾在给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
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
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
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在他看来，宋儒重义理而轻文字、音韵、训诂，
专尚空虚无用之学，是没有在基本功上用力。他对为学先后的看法、对宋儒的批评
虽然定型于晚年，但在17岁左右的读书实践中就已经萌芽了。
这以后，戴震随父亲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经商，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同
时，他的经学也日有进步。20岁那年，回到故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青
年学者了。戴家小少爷的名字慢慢地被当地的一些名流所知。同邑的程询很喜欢这
位还有些稚气的年青人。他说：“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
不足言。”他看出这位博学的后生有着过人的才华，擢高第、取显宦，如探囊中之
物。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够顺利吗？
离休宁不远的婺源县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经
数十年，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步算、钟律、声韵、
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戴震久闻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门下，“取平
时所学就正焉”。当时歙县大商人汪梧凤建不速园，广置图书，招揽学者，戴震与
同县人郑牧、歙县人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人与江永皆“诵读讲贯其中”
[注]
在这以后，戴震学术大进，尤其是在筹算、名物、训诂等方面的研究上，提出
了很多真知灼见。22岁时，写成《筹算》（后更名为《策算》）一卷；23岁撰成
《六书论》三卷；24岁撰成《考工记图注》；25岁时写成《转语》20章；到27岁左
右，撰成《尔雅文字考》十卷。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已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但“学日进而遇日益穷”，戴震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29岁时、他被补为休
宁县学生。
乾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岁，进入而立之年。这一年，休宁发生大旱，
“斗米千钱”，戴震家中乏食，于是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飨餐，闭户成《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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