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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_舒大刚+杨世文【完结】(327)

  (《经考》、《尚书义考》)及哲学(《法象论》、《原善》、《绪言》、《孟子

  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从他治学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不愧为乾、嘉学者

  之第一人。

  下篇:批判程朱理学 复归儒学原旨

  如果仅仅把戴震看成是一位埋头考据的朴学家,这是对他的最大误解。事实上

  尽管戴震在经学、小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内达到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深度,

  但他的最主要的贡献却是哲学上的建树,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乾嘉学者的主要方面。

  宋明理学发展到末流,往往空谈心性,束书不观。程朱主张“性即理”,陆王

  高谈“心即理”,两派的后学者不再去“自家体贴”,各诵先师之言,互相驳难,

  往往难以论定轨是孰非,逐渐形成了一种“宁道孔孟误,讳说程朱非”的社会风气,

  儒家原旨晦而不彰。自明代中叶以后,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要解决儒学内部的纷争,

  必须“取证于经书”,考据之风慢慢形成。经过明清嬗代之巨变,一些学者认识到

  空谈足以亡国,因此在考据的基础上,又注意“经世致用”,力图使儒学成为对国

  家、对百姓有用的学问。他们在自己的学术主张中,或纠程、朱之偏、或矫陆、王

  之失,对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想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希望恢复孔孟儒学的本来面

  目。戴震的学术思想就是这一时代思潮下的产物。

  1.故训名物:明道之具

  自宋儒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判为两途,后世儒者专重于“尊德性”,不

  重视“闻见之知”,舍训诂、名物而空谈义理。宋代学者黄震曾说,本朝经学“摆

  落训诂,直寻义理”。明代心学独盛,好讲现成“良知”,不需要“工夫”就可以

  直透“本体”,只要静坐就可以“致良知”。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针对明代学

  风之流弊,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注],

  戴震继承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加以发展,提出“由故训以明义理”、“执

  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把“义理”建立在扎扎实实的考据基础上。

  戴震认为,孔孟之道就在《六经》之中。他在《沈学士文集序》中说:

  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

  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英之能通。

  “圣人之道”在圣人之世虽为人所“共闻习知”,但传之既久,千百年以后,

  其“名义制度”往往“莫之能通”。因此,他认为“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

  终乎闻道”。他解释说:

  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借。辨言,则合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

  离词、辨言是“闻道”的必由之路。因此,戴震特别推崇“六经尊眼、郑”的

  惠栋。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他痛心地指出,“《六经》微言,后人

  以歧趋而失之”。他批评有人区分汉来,将故训与义理截然判为两途的议论,指出: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于义。此试震之大

  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

  云乎哉!

  他反对舍经学而空谈义理,主张贤人、圣人之理义须“求之古经”。但“求之

  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还必须“求之故训”。他说: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那么,贤人、圣人之理义在哪里?戴震认为“存乎典章制度者也”。这些“典

  章制度”不是空虚无物的,而是贤人圣人的大制作,它可以施之于今,经世致用。

  他批评那些将故训、典章制度和理义截然分开的人说: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平典章制度,

  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戴震感叹说:“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

  妄谓通其心志,而日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注]数百年以来,学风日坏,特别

  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往往流于“凿空”,各家所说的“道”已非儒家的原旨。士

  生千载之后,求道于典章制度之中,但遗文垂绝,今古县隔,因此,研究古代的训

  诂、名物就显得特别重要。戴震反复申明这一点。作为他的最基本的学术主张。如

  在《古经解钧沉序》一文中,他说:

  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耳,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诘之以求理义于古

  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得之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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