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其营垒。诸如章太炎、刘师培、皮锡瑞、康有为之伦，无不受惠于他。其中又以
皮、刘二人最为明显，蒙文通说：“自廖平之说出，能寻其义以明今文者，唯皮鹿
门，能寻其义言古文者，唯刘＊叔。”皮锡瑞，字鹿门，著有《经学历史》、《五
经通论》，他严守今文家法，其《五经通论》中，著有《论〈周礼〉为古说，〈戴
礼〉有古有今，当分别观之，不可合并为一》、《论郑君和同古今文，于〈周官〉
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
素王之制》等专论，显系承廖说而阐发之。刘师培，字申叔，家学四世治《左传》，
1912年入蜀为国学馆长，“朝夕与廖氏讨教，专心于《白虎通义》、《五经异义》
之书”，深究今古文师说，后来著成《周官古注集疏》、《五经旧说考略》，自称
“二书之成，古学庶有根抵，不可以动摇也。”而这个使古学成立的根抵之根抵，
却是廖平以礼制分辨今古之说。可见廖平开创之功，抛引之力，固不可没。
廖平经学“二变”尊今抑古，具有社会和学术两大效益。从社会效益看，在廖
平《辟刘篇》、《知圣篇》影响下，出现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
考》，其疑古精神导致人们对旧教条、旧观念的冲决，其素王改制思想又导致了维
新变法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促进了沉睡的东方巨人从古代中世纪的美梦中
惊醒过来，以反思的姿态、自剖的精神，清醒地面向现代世界！如果说康有为的
“两考”是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号角，那么，廖平“二变”的尊今抑古思想，就是
这对号角激昂的进行曲。从学术上看，“二变”的疑古精神又客观上帮助人们从沉
闷的古经崇拜、圣人崇拜的风气下解放出来，引导人们进行独立思考，从怀疑古文
经，到怀疑其他经典，从怀疑儒家经典，到怀疑史部、子部经籍，举凡从前人们信
而不疑，引以为证的一切先秦古书，统统都在被怀疑、被清算之列。从深一层上看，
从对文献资料的怀疑，进而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古史系统进行重新清理。这就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的“古史辩”运动。其间容或有矫枉过正之处，但是，力
图使历史研究建立在信史基础上的尝试，却是难能可贵的，它因而成为中国近、当
代科学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辨伪运动，廖平实开其先河。
廖平学经六变，但变中又有不变者，这就是尊孔尊经。为此，他特著《尊孔篇》，
明确宣称：“书著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又说：“平毕生学说，专以尊孔
经为主。”在各种时髦西方思潮充斥中国大地的本世纪初叶，还以“尊孔尊经”为
学术主旨，未免显得落后和迂腐。不过，廖平尊孔，并不是尊崇复古倒退的“孔”，
而是托古改制的孔子；廖平所尊的经，并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经，而是为后
世制诰、因时制宜、为时损益的经。这比之保守落后的唯经是崇、唯圣是尊的老学
究，无疑高出干百倍。他欲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改革的立足点，又是那些声嘶力竭
叫嚷在中国全盘西化，甚至引进耶稣天主的崇洋派，无论在学术创见方面，还是在
振奋民族自尊心方面，都无可比拟。只是，孔子毕竟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圣人，他不
可能后知百世，预先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制定出济世良方。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有
的博大的孔经哲学，廖平将旧有一切原本与孔学互不相干的思想资料，以及他所接
触的点滴西方词句统统纳入孔学之中，形成所谓小大、天人之学，竭尽穿凿附会之
能事！这在方法上是反科学的，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其用心却是可嘉的。只惜
他接受的毕竟是旧式的经学教育，思想深处的孔子伦理已深入骨髓，难以跳出孔学，
站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来寻求其与现代社会新的契合点，千溪百壑，都欲
纳入孔学，结果除了将孔学弄得面目全非、使自己变成经学怪人而外，既无补于近
代社会的改革，也无补于孔学的尊大。同时又由于他受时代和地域的限制，接受西
方新学说、新理论十分有限，既不能象现代文化史学者那样，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来
研究传统文化，也不能象现代新儒家那样，利用西方理论来对孔学作新的阐释，因
此无论他动机有多好，努力有多勤奋，他不仅未建立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为人信眼的
孔经哲学体系，而连自己也难以自坚其说，一次又一次屡变其说，这一实际，正好
说明传统经学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廖平也就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后一位经
学家而被载入了史册。廖平的遭际也表明，儒学要在现代中国获得新的生命，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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