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后，张君逢人便说：“来西樵但见一土山，唯见一异人。”从此，广东士大夫
开始知道，西樵山有个康有为，而且性格狂、怪、异。为了感激张延秋的雅量，高
傲成性的康有为竟写了一封情文并茂的信给张君，张、康造结成忘年之交。康有为
开始走出西樵山，经常往返于乡村与广州之间，拜张君，访学友，看社会，励志向。
张延秋成了自朱九江话又一个深深影响康有为的人。“自是来城访张君，谈则竟夕
申旦，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掌故，
皆得咨访焉。张君聪明绝世，强记过人，神锋朗照，谈词如云。吾自师九江先生而
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年谱）。正是在张延秋
的指导下，康有为接触到了近代维新思想，使他朦胧地看到了冲出世俗社会，寻找
新生活道路的曙光。由此可见，张延秋不失为康有为的政治启蒙老师。
康有为的思想渐渐清晰了，他决心“舍弃考据贴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
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在这以后，康有
为除了反复研读《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
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典籍外，还开始研究西学，“既
而得《西国近事汇编》、一李回（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年
谱）。这无疑对康有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
深深地吸引了康有为，书中所描写的新世界和新事物，使他异境顿开，产生了走出
国门去看一看的念头。
1879年底，康有为兴致勃勃地来到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亲眼看到了资本主
义统治下的一些新事物。“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
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年谱）。在香港，他还参观了赛珍会
（博览会），看了欧洲戏和马戏团的表演，心灵深处的封建文化积淀开始发生动摇，
感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优于古老腐朽的封建制度。于是康有为开始萌发向西
方寻找真理的念头。“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
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年谱）。
从香港回来后，康有为学习更加勤勉了。据说当时他每天早上抱一批书，往桌
子上一放，右手拿着一把锋利的铁锥子，猛力向下一扎，锥穿两本书，就读两本书，
锥穿三本书，就读三本书，每天不读完这“一锥书”，决不休息。以至于后来他由
长期坐着读书，缺乏身体运动，影响了血脉流通，臀部长“核刺”，多年一直流水
淋漓，给他带来很大痛苦。
1882年5月，康有为第一次来到北京应试（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应试和以后的
各次应试，均是在康有为长辈们的强迫下参加的）。此行尽管没有及第，但却使他
增长了许多见识。他游历了祖国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
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年谱）。据说当时康有为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一下
购走西学译著达3000余册，为当时该局售书总额的四分之一强。回到家后，康有为
更加发奋攻读西方书籍。凡西方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以及各国史志，诸
人游记，耶稣教义等无所不读，“新识深思，妙悟精理，说读仰思，日新大进”
（年谱）。当时康有为就是这样饥不择食地去吸取西方文化，以期能从西方找到救
国富民的良药。这恰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
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论人民民主专政》）
经过长期痛苦的求索，尤其是大量接触了西方文化和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繁
盛以后，他与其他先进的中国人样，认识到这样的道理：“要救中国，只有维新，
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同时，康有为又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找到了战斗的武
器。
康有为尽管曾经在朱九江门下受到过“经世致用”之学的熏陶，但从总的看，
康有为所奉之儒学，仍属于古文经学的范畴。从1884年起，康有为通过对传统文化
的长期筛选与鉴别，终于下决心摈弃宋学和古文经学，而转事今文经学。
“二十七岁（1884年）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
理之说，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始循宋人之途辙，炯炯乎自以为得之
矣。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继遵汉人之门径，纷纷乎自以为践之矣。既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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