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这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的又一次转变和飞跃。
在这一时期，熊十力明确地提出了“会通儒佛，归宗于《易》”的立论宗旨。
他认为，体现了先秦儒家理性精神的《周易》是最能代表儒学传统的经典，《周易》
中所讲求的“生生不息”、“革故创新”，强调健动、变化的思想，正代表了儒学
传统的根本精神，为此，他从《周易》哲学出发，极力推崇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
息的人生态度，要人们在变化日新的宇宙生化过程中去体味现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基于此，他大肆批判佛家的出世思想及其理论基础。他认为，无论是大乘佛教的空
宗还是有宗，皆出于其宗教出世思想的需要而割裂体用之关系，主张区分有为法和
无为法、生灭法和不生灭法，认为现象是生生灭灭，而本体是不生不灭的，现象是
有为的、本体是无为的。“这样一来，形上的本体界与形下的现象界，似成对立，
不可融而为一”。他认为，佛家这种理论，无异是“于流行之外，妄拟一个至寂的
境界；于万有之外，妄拟一个至无的境界”，其结果必然是“求体废用”，“体用
两橛”，其体也就变成一个“死体”。这种本体论之所以错误，关键在于它只知
“以空德言体’，而不知“以生德言体”，“于性体无生而生之真机，不曾领会，
乃但见空寂而已”（见《新论》语体本）。而“以生德言体”，正是以《周易》为
代表的儒学传统的精义所在。因此，熊主张必须融佛家的“空”与儒家的“仁”，
而后方可见“天德之全”。很明显，熊十力这一时期的思想虽明显地归宗《周易》、
宏阐儒学，但佛学的影响依然很深，比如他一方面强调体用不二，反对佛学对现象
和本体的割裂，但另一方面又极为欣赏空宗“扫荡一切相”的彻底性，主张以“空
一切相”来实现对本体的“证会”。这明显地反映出他“儒佛同证”的理论特征。
1945年，熊十力完成并出版了《读经示要》一书。此书本是他在重庆北碚勉仁
书院任教时为学生讲解六经而作，也是熊氏写作的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论述儒家哲学
思想的著作，正如他在本书“自序”中所说：“今当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上下数
千年学术源流得失，略加论定。由是寻晚周之遗轨，辟当代之弘基，定将来之趋向。”
书中极力推崇六经中之《易》与《春秋》，并以“六经注我”的精神，用大量篇幅
论述了读经的意义与方法，而对汉德及“五四”以后的新考据学派多有贬抑。新中
国成立后，熊十力又先后写成了《新唯识论》语体文删简本、《体用论》、《明心
篇》及《原儒》、《乾坤衍》等著作，就这些著作的思想倾向而言，熊已在比较完
全的意义上走出佛家，完成了由佛向儒的彻底转变。熊氏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
中还明确肯定自己与佛学的继承关系，但在1958年出版的《体用论》中却已明确指
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在根本上是与佛家唯识宗异趣的，他说：“余之学宗主《易经》，
以体用不二立宗，就用上而言，心主动以开物，此乾坤大义也，与佛氏唯识论，根
本无相近处”（《体用论》“赘语”）。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中，熊氏并非就
认为佛学已一无是处，甚至对大乘空宗的某些理论依然评价甚高，但与以前不同的
是，这一时期他对佛学的吸收必须完全服从于宏扬儒家的价值系统，发扬儒家的内
圣外王之道，在原本作为《体用论》之一章而后又独立成册的《明心篇》中，熊更
明显地归宗于儒家陆王一系的修身养性之学，大讲“仁”与“智”的关系，俨然以
儒家道统的承续者自居。
如果说，熊氏的《体用论》和《明心篇》仍是从体系的角度进一步阐发、演绎
自己的哲学思想，那么《原儒》和《乾坤衍》则是从学术源流和思想内涵两方面系
统整理阐发传统儒学的著作。《原儒》一书，旨在论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
渊源、流变，并评断道佛诸家之得失，并由六经之内蕴论证孔子“圣学”乃大用大
本、万世永赖的内圣外王之鸿基，尤其是《原内圣》篇，以总论孔子之人生观与宇
宙论为基础，极言体用、道器、天人、心物、动静、知行、理欲、成已成物等对立
事物为“不二”的论点。全书凡33万余言，广泛地涉及到儒家哲学传统中政治、哲
学、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内容。《乾坤行》则通过阐释《易经》的乾坤大义，来对
自己的文体论和宇宙观再作推演和发挥，明显地表现出他归儒宗易的思想特质。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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