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府一事，却以“如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为由，敬辞不受。
后接受周恩来之建议，从4月到9月，梁漱溟到华北、华东、东北等地参观，深感新
中国气象万新，遂渐改初衷，表示愿与共产党共事。1951年，梁被选为政协全国委
员。
梁漱溟作事极为认真，秉性刚直，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是党和政府难得的诤友。
1953年9月16日，梁以政协委员资格列席中央人民政府第27次会议，会议主旨是讨论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梁漱溟联系自己的所见所闻，就“总路线”中过分突出重
工业而忽视农业、轻工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并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相
当明显的“工农差别”，提醒共产党不要“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
民”，而应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但遗憾的是，梁漱溟的耿耿直言，却招致众口批
判，毛泽东更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公开发表，从而把梁漱溟推入了一场以
他为主角的批判运动大潮中。各种批判文章和专著接踵而出，铺天盖地而来，步步
升级，并无限地“上纲上线”。这是梁漱溟始料所不及的。但他对这些批判心不悦，
口亦不眼，并以沉默作为回答！
1966年，中国大地开演了一场旷古绝后的大悲剧！在这场大悲剧中，年逾古稀、
息居多年的梁漱溟再次罹难。不但家被抄了，三代珍藏的古籍、字画和手稿被烧个
精光；连衰朽之躯也倍受折磨、白天拉出去游街、批斗不说，晚上还被锁在一间小
屋里，勒令写“交代”，交代一生的“罪行”……梁漱溟身锢陋室，面对一叠白纸，
思潮起伏，感慨万千！但萦绕他脑际的却始终是这样的信念：“书籍烧了，但思想
是销毁不了的！”正是凭着这一信念，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
情况下，凭其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记忆，用写“交代”的纸、笔，偷偷地撰写《儒
佛异同论》，历时月余，全文四万余字。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撰写《东方学术概观》。
1986年，巴蜀书社终于将这两部著作合而为一，正式出版。
1973年10月4日，是夏历重阳节，梁漱溟刚在家中寂寥地度过他的80寿辰。中国
大地又狂飙突起。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怀着卑劣的政治目的，在全国掀起了一
场“批林批孔”的运动。梁漱溟对此深不以为然，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只能
“腹非”，而不便“明言”。故在政协、民主党派的学习会上。他虽每会必到，却
只洗耳恭听，缄口不言。一他不愿随流而进，讲违心话。然而，树欲静却风不止，
沉重的政治压迫和某些与会者的软硬兼施。逼得他非开口不可。君子坦荡荡，言则
言矣，何惧之有！他明确表示：“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并在次
年2月24日、25日，以81岁之高龄，手拿皮包，身穿长袍，衣冠整洁仪态庄严地站在
政协会议室的讲台上，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授课那样，以《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
孔子》为题，绘声绘色地讲了两个半天，为孔子辩护。并在最后公开宣称：“我的
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梁漱溟这番“反动”言论的直接后果，是招致了长达七个月的“批梁运动”，
他再次成为运动的“主角”。但他唯一的反抗武器是：沉默！直到9月23日，在专门
针对他召开的一次总结性批判大会上，在主持人的一再逼迫下，梁漱溟打破了长时
期的沉默，将满腔义愤与坚定信念融铸在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中：“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此言一去，即令在座诸人瞠目结舌，茫然失措。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和全国人
民一样，梁漱溟为祖国春天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但他考虑更多的却是中国未来的建
设与发展。1980年，他在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同时，又被选为宪法修改委员
会委员，致力于使国家走上法制建设的道路。80年代初，他还以90高龄，担任了全
国最大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主席，并重登讲坛，发海潮之余音。以其大哲
之哲，启后学之思。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梁漱溟虽在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
《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与反省》、《东方学术概观》、《忆往谈旧录》等著
作。尤其是1984年自费出版的《人心与人生》，历时半个世纪始才完成。它是继
《中国文化要义》之后，总结其一生思想的结晶之作。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梁漱溟在为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殚精竭虑，劳攘
奔波近一个世纪之后，终于感到累了，该休息了。1988年6月23日凌晨，这位爱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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