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所谓儒学的哲学化，就是使西方唯心主义传统与儒家唯心主义传统相互印证，
尤其是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和方法来阐释、发挥儒家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其根本目
的就是要使儒家哲学向系统化、逻辑化的方向发展。
二是“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使儒学宗教化。贺所说的
“基督教之精华”，就是指渗透在现代基督教中的“精诚信仰，坚贞不二之精神”，
“博爱慈悲，服务人类之精神”，“襟怀旷达，超脱现世之精神”。所有这些，皆
可用来弥补“家庭制束缚性最大的中国礼教的不足”，从而“为道德注以热情，鼓
以勇气”。在他看来，现代的基督精神正可借来冲淡礼教的宗法色彩，使之趋于社
会化。为此，他将基督教之以上“精华”与儒家“仁”学的基本精神相融合，重新
解释了儒家之礼教，他说：“仁即是救世济物，民胞物与的宗教热诚。《约翰福音》
有“上帝即是爱”之语，质言之，上帝即是仁。“求仁”不仅是待人接物的道德修
养，抑亦知天事天的宗教工夫。儒家以“仁”为天德，耶教以至仁或无上的爱为上
帝的本性。足见仁之富于宗教意义，是可以从宗教方面大加发挥的。”（同上）显
然，这种“融会”的结果，是使儒家礼教带上了浓厚的现代宗教色彩。
三是“领略西洋之艺术，以发扬儒家之诗教”，使儒学艺术化。贺认为：诗歌、
音乐、建筑、雕刻、绘画、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都有“无尽藏的美的价值”，
都是“同一民族精神与夫时代精神之表现”。儒家传统中本有乐教与诗教，但在后
来的发展中，要么消逝，要么衰微，从而造成儒学“迂拘枯燥”，缺少“活泼的生
趣”的困境。他进一步分析说：“旧道德之所以偏于辽拘枯燥，违反人性，一则因
为道德尚未经艺术的美化，亦即礼教未经诗教的陶熔，……不从感情上去培养熏陶，
不从性灵上去顺适启迪，而只知执着人我界限的分别，苛责以森严的道德律令，冷
酷的是非判断。再则道德未得两性调剂，旧道德家往往视女子为畏途，他一生的道
德修养，好象可以败坏于女子的一笑”，“生人的本性真情，横遭板起面孔的道德
家的压抑和摧残，像这样迂拘枯燥的道德，哪里有活泼的生趣？”（同上）基于这
种分析，他明确倡导吸收西洋艺术的浪漫主义精神来改造迂腐、严酷的旧道学，以
使儒学艺术化、情感化，从而更富有感召力和生命力。
这便是贺氏建构的融理学、礼教、诗教于一体的新儒学。在他看来，经过哲学
化、宗教化、艺术化的新儒学，不唯可以减少狭隘的旧道德的束缚，解放个性，发
展人们的自由，而且还可以提高科学兴趣，奠定新儒学的思想和精神基础。这样方
可以使僵化的、丧失了孔孟真精神的儒家思想获得新开展，增加新的活力与生命，
更可藉以应付新的民族危机，以上这种“三化”的方法，既是贺氏改造传统儒学，
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主要方法，亦是他的“新心学”的主要理论特色，正是基
于这一方法，贺氏展开了他“心即理”、“心即物”、“心即性”、“体用合一”
等诸多哲学形态的具体论述，从而构成了他的“新心学”的主要内容和兼综、融会
中西哲学的思想特征。
由以上看来，贺氏的哲学立场，大体可归于“新陆王”的范畴。相对于冯友兰
的“新理学”，故又被称之为“新心学”。新心学虽然没有形成象“新唯识论”或
“新理学”那样严整的思想体系，但它公开打击“回到陆王去”的旗帜，同新理学
相抗衡，在学术风格与学术旨趣方面皆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由于新心学产生于40年代，是较晚出的新儒家哲学，因而能对前此的新
儒学思潮作出评判和总结，并吸收他人的经验与教训，多少克眼了前人的理论缺陷。
其次，贺的思想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
这一基本宗旨，因而其思想表现出了少有的包融性和开放性。比如，他对五·四时
期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就与众不同。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并非只是负面的、消极的破
坏传统文化，同时也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大转机，其最大的功绩在于涤除了
儒家思想之僵化、腐朽的躯壳，而显露了孔孟之真面目、真精神。正如著名台湾学
者韦政通所说：“贺麟对儒家思想所开展的构想，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站在弘扬儒
家的立场，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儒家思想能超越敌对意识，了解其限制，发现其对
儒家思想新开展的积极贡献。”而对于西方哲学，他亦超越了论定高下优劣的偏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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