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维定势，而以开放的襟怀和平等的眼光，将中西文化视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互有短长，要在互补。他说：“我们要认识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
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发挥其光辉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类精神生
活的努力，……我们都应该把它们视为人类的公共精神产业，我们都应该以同样虚
心客观的态度去承受，去理会，去撷英咀华，去融会贯通，去发扬光大。”（《中
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因此，他既批判“本位文化论”，也批判“全盘西化论”，
而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大的范围内谋求和致力于中西哲学、文化的融会与贯通。
综上观之，在一定的意义上，贺可视为新儒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集大
成者，他对推动新儒学运动的发展当有其不可抹灭的功绩。
（杨全昌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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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巨人 唐君毅
（1909—1978）
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被港台学界誉为“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的唐君毅先
生，公元1909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宜宾县，在兄
妹五人中居长。其先祖本为广东五华人，六世祖时移居四川，以制糖起家，渐置田
产，家道殷实。其父迪风，17岁即中秀才，后曾在南京支那内学院从佛学大师欧阳
竟无先生研习内典。一生主要致力于文化、教育工作。其为学精博，于文字音韵、
儒家经义造诣高深。曾仿章太炎《新方言》而作《广新方言》，并有《孟子大义》
一书传世。其为人秉性刚直，不为权倾，不为利折，被欧阳大师称许为“可以适道”
之人。其母陈大任，早年就学于成都淑行女校（即第一女子师范前身），后曾任教
于简阳女子师范、成都敬业中学等，不几年即赋闲在家，专事操家育子之责，一为
人情挚意扑，品性高洁，欧阳大师曾比之为“孟母”。其在闲暇之时，偶亦赋诗填
词，今存诗330余首、词40阙，后辑为《思复堂遗诗》传世。如此良好家学、家风，
于唐君毅之成长及一生人格之塑造影响颇大。
唐君毅幼承庭训，10岁即开始背诵《说文解字》。11岁时入学于成都省立第一
师范附小，次年，因其父被聘于重庆联合中学任教而转至该中学就学。在居重庆的
4年中，唐氏早慧的心灵已开始渐渐显发。据他本人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当他听到
父亲诵读孟子去齐的一段古文时，刹然间被孟子那种凛然浩气感动得涕泣不已，令
其父大感惊诧。又因家居江滨，暇时常到朝天门码头前，静观两江（长江和嘉陵江）
汇合之处之潮涨潮落。因见江中石头忽隐忽现，遂生玄想：被江水淹没后的石头是
否还存在？对诸如此类看似浅显实则深奥的问题的思索与回答虽不免幼稚、简单，
但毕竟不再懵然无知。也就是在对他日常生活中所行所思的细心观察中，其父已觉
察到少年的唐君毅深具哲思的慧根而着力加以培养。此间，他已开始广泛地阅读各
种书籍。当他读到有关介绍唯识论的文章时，认为唯识所讲“万相皆识所变现”的
“万法唯识”论很有道理，深契其心；当他读《孟子》、《荀子》等先秦典籍时，
又引发了他对人性善恶问题的思索，认为孟荀皆主性有善恶，不同之处在于孟子将
人性之恶的一面叫作“欲”，而荀子将善的一面称为“心”，并据此而著文5000余
言，自证其说，还与其父辩难不已。尤其是当他读到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一书时，颇多启发。梁氏将人类文化之最后归宿归在佛家一向之论，少年唐
君毅深以为然，认为人生的最大快乐就是去尽一切欲望。但他又对梁的“直觉”说
颇为不满。认为如事事皆凭直觉，便毫无道理可言。总之，唐君毅这一时期的勤学
善思为他日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7岁时，唐君毅就读于北京中俄大学，不久又转入北京大学。在北大时，他经
常去听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讲演，受益匪浅，但对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论却
极不赞同。尤其是1927年初，适逢梁漱溟先生受北大之邀作长篇学术讲演，唐君毅
有幸列座，亲聆宏论，契悟良多，其间还颇得梁先生垂询关照，深感于怀。同年夏
天，唐又转至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受学于著名学者方东美、宗白华等，开始系统
接受哲学（尤其是方东美的新实在论）训练。其间，著名学者熊十力曾应邀到中大
讲学，专讲新唯识论。唐君毅亦前往听讲，但由于他正沉潜于西方哲学而对中国传
统哲学用心不深，故对熊氏所论“宇宙有一大生命”一说之精义始终不能领悟，认
为哲学之义必经由科学之途方能证得，并以此意于课堂上请教熊先生，但熊却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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