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王莽的卑鄙目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悬案。因为，不仅在西汉，就是到隋唐明清，
谶纬符瑞之类仍是统治者经常利用的工具。何况他从自己屡受挫折的经历看出了做
学问也必须有政治靠山。在经王莽提携而地位不断提高后，他更痛感与其苦苦地做
学问，不如设法谋取利禄。当时，扬雄不愿与王莽同流合污，而潜心于著述《太玄》、
《法言》请书，以至“家素贫”“时人皆忽之”。刘歆与扬雄是几十年的好朋友，
他劝扬雄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
后人用覆酱瓿也。”[注]这是一句极有代表性的话，它固然是对扬雄“恬于势力”、
“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的规劝，更反映了刘歆的人生观，说明此时的他已不再是
一个安贫乐道的纯学者，而是一个热衷于禄利的政治型的学者，他的思想和著述已
沾上了厚厚的铜臭和权势欲。他和甄丰、王舜三人“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
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
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前人对刘歆“助成莽篡”的谴责，是有道理的。
王莽建新的头几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有的是针对社会矛盾进行的企图
挽救危机的措施，有的是为了进一步迷惑人民进行的一些表面的变动。“改制”的
内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改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
一家男口不超过八个的，占田不能过一井（900亩），分余田给九族、邻里或乡党；
无田者则按制度受田。这是企图通过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并禁止买卖，来制止日益
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奴婢买卖。二是推行“五均赊贷”和“六囗”法。在长安等六城
设五均官负责征收工商税，掌握市场物价，物品滞销时由政府收购，价格上升时再
出售之，并给贫民赊贷。这是“五均赊贷”。由政府对盐、铁、酒、铸钱、山泽生
产税和上面的五均赊贷实行垄断，叫做“六囗”。其本意是想以此来抑制豪民富商
的盘剥，使贫民得以维持最低的生活。三是改变币制。还在王莽当摄皇帝时，就另
铸大钱、契刀和错刀三种新币。始建国元年，又废契刀、错刀和五株钱，另铸小钱，
与大钱同时使用。次年，又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共五物、六
名、二十八品。货币制度屡变，而且换算又不合理。其本意是要抑制商贾的势力，
为国家增加收入。此外，王莽还改易官名、官制和行政区划，恢复五等爵制，滥加
封赏等。
王莽的这些改制措施，往往出自于身为国师公的刘歆。如史书记载：“莽性躁
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
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注]莽乃下诏行五均
赊贷制。为了感谢刘歆之功，王莽在封古帝王圣贤之后时，以刘歆为祁烈伯，奉颛
顼后；以刘歆之子刘叠为伊休侯，奉尧后，并为子王临娶刘歆女刘囗，结为姻亲。
此时，刘歆的政治地位达到极点，但也潜伏着危机。正如其父刘向在《诚子书》中
所说：“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注]
宋人叶适说：“孟子曰‘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也。’人之患在为
徇人之学，而欲遂狼狈不可救，悲哉！”[注]刘歆用自己的学问为王莽效力，自己
也因之而荣华富贵，但福尽祸至，这种用道殉人的事可得逞于一时，却终究是不能
长久的。
三、谋诛王莽 事败身死
从来建立新王朝的统治者在建政以后最要防范的总是那些辅佐他夺权的开国元
勋。因为，随着他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各位开国元勋也必然得到三公宰辅等高位，
权力和声望俱著。元勋们一有“邪念”，往往可以利用当初的办法，推翻新皇帝，
自己登上九五之位。王莽的新朝是由一帮野心家、政治失意者、投机家，用种种欺
骗手段建起的政权，在新朝建立后，他们君臣之间必然因权力分配不均而发生矛盾。
前头说过，王莽得以为帝，甄丰、刘歆、王舜是其助臣。王舜与王莽为同曾祖弟兄，
且于始建国三年即病死。甄、刘二人就成了王莽的眼中钉。甄丰原来已为大阿、右
拂、大司空、卫将军，王莽建国后却只封他为更始将军，与卖饼儿王盛同为四将，
已使甄丰不快。甄丰之子甄寻当时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为了给其父争地位，
甄寻伪作符命，说新朝应该将陕地分立二伯，以甄丰为右伯、平晏为左伯，王莽不
得已封甄丰为右伯。接着，甄寻又以其手纹有“天子”二字而作符命，说王莽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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