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成今之《国语》和《左氏传》[注]后来亦有学者如古史辨派及当代之徐仁甫先生
继承其说。但是如果认真阅读康氏之书就会发现，他当时之所以写此书并不是真正
为了辨伪，而是为了利用今文经学的旧形式来为其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制造舆论，
事实上其中错谬百出，是说不上任何学术性的。现在看来，不仅《周官》不伪，
《左传》更不伪，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先秦古籍。难怪连当年力主刘歆遍伪群经的古
史辨派首领顾颌刚先生晚年也说：“古史传说和西周史事的较原始史料仍以见于
《左传》者为多，运用《左传》等记载才有可能把古史传说和西周史事考证清楚。”
[注]怎么能说《左传》、《周礼》是伪书呢！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以董仲舒
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是宗孔子的，他们以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孔子是政治家，六
经是孔子求天下治理的学说，所以他们解说经传偏重于微言大义，推阐发挥，其特
色是功利的，往往容易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以己意附会经义，而不重视经文的本解。
为此，他们传经的主要方式是口说师传，解经繁密驳杂，各有师说。这种方式解经
时见精义，却不免沦入主观臆见之案。他们在六经中最为注重公羊学，就是因为
《春秋》极为简略，他们尽可以随意发挥。他们解《尚书》《尧典》“曰若稽古”
数字，竟用数万言来阐发。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古言写成的，不通小学，就无法研
读古文经。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
体笔意以解经，所谓“《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刘向、刘歆
“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由于文字训诂
的需要，刘歆重视作为经书辞典的《尔雅》，曾撰有《尔雅注》三卷。而所倡《毛
诗》与齐、鲁、韩三家《诗》之根本不同也在于毛公释诗兼诂、训、传三体，其书
故名《诂训传》，如《关睢》中“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之类，“关
关，和声也”等等。这样解释《诗》使读者能明了诗之本义，比海阔天空的微言大
义更易为学者接受，所以后来，三家《诗》亡而《毛诗》独存。以刘歆为代表的古
文家是宗周公的，他们认为六经是周公旧典，故为官书，六经所记为古代情形，皆
系事实，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是一位历史家，他对六经只是进行整
理，加以保存而已。既然六经都是周公旧典，就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予以研治。基
于此，刘歆特好《左传》，他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注重用《左传》中所叙之历
史事实来解经，用《左传》中的凡例来界定三代史官的记史法则，用《左传》来批
评《公羊》、《谷梁》对《春秋》的曲解。正如其本传所言：“欲治《左氏》，引
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欲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
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他是以所记历史
事实的详略多少作为区分经书优劣之标志的，所以他不仅好《左传》，而且好记述
周代官制的《周礼》，好三代政治文献汇编的《尚书》，好讲礼仪的《逸礼》。他
从研治这些古文经出发，据《周礼》、《乐经》研究钟历，以黄钟律为根本标准，
辅以相黍制定了国家标准的精确度量；据《尚书》、《左传》，将三统与五行相生
说相结合，并以三统而言三正、三历，创造了推定先秦古历日的《三统历谱》，这
些都有其特别的意义。但是信古之极必为泥古。刘歌迷信六经乃周公旧典，对之毫
无怀疑，以至将一些后代补作乃至伪撰之书亦视为三代旧作，且由信古而产生倒退
的历史观，一切遵崇三代，以为今不如古，要挽救世风，唯有复古，这从政治实践
上看，是企图拉着历史车轮倒转。王莽改制之失败，其根源之一，盖即此。由于对
经书研究的路数不同，古文家既要通文字训诂，又要懂历史和典制礼仪，就决定了
古文家学问的宽窄与今文家不同。今文家讲微言大义，通一经即可为博士，他们
“或为雅，或为颂”，至合数人治一经，所以当时有“遗子满囗金，不如教一经”
之谣。古文则不同，他偏重于文字历史的典制解释，非博学无以治经，所以从刘歆
开始，凡古文学家一般是学问渊博，广泛研治数经。本传讲，刘歆“少以通《诗》、
《书》能属文召……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欲及向
皆治《易》，……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博物治闻，通达古今。”
这种博学治经的路数比起“学者罢老且不能究一艺”的今文家，当然是更为优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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