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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_舒大刚+杨世文【完结】(62)

  示了他的高情与逸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扬雄的才华不久便被当朝天子知道了。

  二、一赋动天子 京华赋奇文

  扬雄《答刘歆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

  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

  雄遂以此得见。”《文选·甘泉赋》李周翰注:“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

  文,尝作《绵竹颂》。成帝时直宿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庄曰:

  ‘非也,此臣邑人扬子云。’帝即召见,拜为黄门侍郎。”两处所载,只在赋名和

  篇数上有分歧,但为杨庄所荐则一致。扬雄自序亦谓:“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

  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峙、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

  “客”即杨庄。

  但是《汉书·扬雄传》班固《赞》却说:“初,雄年40余,自蜀来游京师,大

  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

  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华阳国志》卷10从之。似乎扬雄受知成帝,

  是王音所荐。这是不确切的。首先,班说扬雄年40余接受大司马王音召荐,在时间

  上有问题。扬雄生于甘露元年(前53年),40余岁即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以後。

  考《汉书·成帝纪》和《百官公卿表》,阳朔三年(前22年)九月,王音为大司马

  车骑将军,其时雄年32;永始二年(前15年)王音卒,其时雄年39。都不合“四十

  余”之数。前人已注意及此,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在详细排列了扬雄时间表後,

  说:“案古四字作至,传写时由三字误加一画,应正作30余始合。”今人亦有从其

  说者[注];其实班氏说“雄年40余自蜀来游师”在年岁上不误,雄自序“客”荐扬

  雄时“上方郊祠甘泉泰峙”云云,又具体罗列了正月从调甘泉奏《甘泉赋》,三月

  从祠河东后土上《河东赋》,十二月从羽猎奏《校猎赋》,明年秋从胡人射猎长扬

  上《长扬赋》全过程。案之《汉书·成帝纪》及《郊祀志》,甘泉泰峙、汾阴后土、

  雍五囗,陈仓陈宝四祠的恢复,在永始三年(前14年)十月。其后,成帝曾四幸甘

  沉泰峙,分见于永始四年、延元二年、四年、绥和二年的正月;四幸河东祠后土,

  分见于永始四年、延元二年、四年、绥和二年的三月。《成帝纪》元延二年载:

  “冬,行幸长扬宫,从胡客大校猎,宿长阳宫,赐从官。”将冬十二月的羽猎与次

  年秋与胡客猎合为一事,并同归于元延二年。《通鉴考异》断本纪有误,认为当从

  扬雄自序。但两者记载元延二年冬成帝曾举行狩猎活动却是一致的,那么,扬雄奏

  《羽猎赋》的时间就非二年莫属(其余《甘泉》《河东》二赋作于元年,《长扬赋》

  则作于三年)。[注]班固《赞》语所说“待诏岁徐,奏《羽猎赋》(即《校猎赋》),

  除郎”,也与自序所叙一年内的活动相符。扬雄时年43岁,则其被荐应在元延元年,

  时年42岁。如果是30余岁,则在阳朔年间(前24一前21年),甘泉诸词已罢,绝无

  “上方郊祠甘泉……”之事。可见“年40余”之说不诬。只是班团在。待诏年余”

  前加入了“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一节,是不确切的。其次,

  班氏之说与扬雄自己的记述不符。《汉书·扬雄传》前半部系采自扬雄自序[注],

  班氏在《赞》语中有明确交待,唯“赞曰”以后文字是班氏补充。如前所揭,扬雄

  自序称“客”荐,《答刘歆书》又明云“杨庄”所荐:俱不言及王音。一者出于扬

  雄自述,一者出于后人追记,从史料价值上看,当然自述可靠。当然,也有一种

  “可能是表示扬雄不愿谈到他和王音的关系”,[注]但这种可能性不大。王音是王

  莽从叔,王太后远房侄子,他虽是以外戚身份继王凤为大司马,但在王氏诸侯中还

  是比较贤明的。《汉书·元后传》说:“王氏爵位日盛,唯音为修整,数谏正,有

  忠节,辅政八年,薨。”是可信的。看来扬雄如果真是得力于五音,没有理由隐讳

  不言。又有人怀疑《汉书》“王音”是“王根之误”[注]、或王商之误[?

  ,班氏

  明明说扬雄受荐后,“除为郎,给事黄门,与刘歆、王莽并”,作为同僚的刘歆,

  对扬雄的出处进退,肯定清清楚楚,扬雄要在他面前掩遮真象,讳言王音(或王根、

  王商),岂不欲盖弥彰?显然,扬雄受知王音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但说他“年40余”

  才游京师,并以辞赋获得官职却是事实。

  《汉书》本传说雄“为郎给事黄门”;《陈遵传》称“黄门侍郎扬雄”,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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