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说：
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
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
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
何谓三累三害？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
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反目，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
毁伤高才，二票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
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低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
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
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高明，浊吏自渐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
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
从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低毁他，三害也。王充所举的三累三
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自纪篇》自谓：“见污伤不肯自明，位
不进亦不怀恨”；“不泛交俗才，俗才因其微过，蜚条（匿名信）陷之，然终不自
明。”正是对三累三害的绝好注释。
《状留篇》中，王充对贤儒“仕宦不进，官爵卑微”的原因从多方面作了剖析，
从贤儒自身方面看：一则因学问难成，“计学问之日，固已尽年之半矣”，他们
“锐意于道，遂无贪仕之心”。等他们出仕了，又“纯特方正，无圆锐（圆滑钻营）
之操”。在那只有奸滑才有市场的官场里，自然就“迟取进难”了。故世之贤儒不
善于钻营。二则“贤儒怀古今之学，负荷礼义之重”，内心受着良知的牵累，外在
又受礼义的约束，“不敢妄进苟取”，这是贤儒不愿钻营。此所谓“学多道重为身
累也”。三则贤儒安贫乐道，“遵礼蹈绳，修身守节，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滞之留”。
可是“名生于高官而毁起于卑下”，贤儒总是在卑下之位，故始终受人非毁，令名
不伸。从长官方面看：一则长官昏庸，倒行逆施，任用俗吏：“将（长官）暗道废，
则俗吏乘贤儒，贤儒在下位”。二则长官愚暗，不能知贤，俗话说“大器晚成，宝
货难售”，“长吏不能知贤，而贤者道大，力劣不能拔举之故也”。三则长官器识
狭小，不能用贤。轻物易举，重货难移，俗吏如鸿毛，飞扬千里；贤者若金铁，飘
风不能动。贤儒不进，正是“长吏力劣，不能用也”。更有甚者，“长吏妒贤，不
能容善”，这样一来，贤儒奇士，不被无妄之灾，送进班房，已是万幸了，哪里还
敢望升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王充对贤儒稽留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十分全面深
透，也十分悲枪，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位沉沦下僚的贤儒，《自纪德》说：他
“不好徼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长官）”，“赐见君将，不及（问）不对。在乡
里慕蘧伯玉之节（“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在朝廷则贪史子鱼之行（正直
处世）。”“得官不欣，失官不恨。”“不慕高官，不恚下位。”……正是《状留
篇》中所状“贤儒”“锐意于道，不妄进苟取”的风骨。
由上可知。王充在《逢遇》、《累害》、《状留》等篇中所谈影响进退利钝的
“遇进废退”、“三累三害”和“贤儒稽留”等问题，都是他的现身说法。王充撰
此文，不过借事言志，明理抒慨而已，他在这里谈的达与不达，进与不进的种种原
因，其实就是他本人经历的写真。
六、废退穷居
仕宦而至将相，衣锦而归故里，这是中国士大夫引以为荣的事情，也是中国士
大夫为之焦思，为之落拓的揪心之事。可是，这对于王充来说，一件也没有。仕宦
不显，进言不纳，不仅致君尧舜、出仕行义的理想无以实现，而且还常常因自己的
清节自守，而惹得俗才奸人的“董条构陷”。上无以求通，下无以合俗，进无以兼
济天下，退无以独善其身，是进亦不得，退亦不得，茫茫岁月，何以发遣？何以心
安呢？中国士大夫自有其安身立命之所，即孔子所谓“君子求诸己”，反求于方寸
之间，做到当下心安。当年孔子才博道大，天下莫容，于是斐然而生“归欤”之叹。
王充亦志大才高，不用于世，徘徊之下，也不能不有“归休”之念了。章和二年，
王充正式告老退休了：“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届七十，时可悬舆。”（《自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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