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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自述_梅兰芳【完结】(4)

  第一部分:学艺过程祖父的事迹(1)-(图)

  在前清帝制时代,皇帝、皇太后死了叫做“国丧”。在我祖父管领四喜班期间,遭遇到两次“国丧”,全国的人都得替他们服丧戴孝。一百天之内,不许剃头,不许宴会,不许娱乐,不许动响器,甚至连街上卖糖担子上的锣都不许响。各戏院全部停业。死了一个人,就会使成千成万戏剧工作者的生活陷入绝境,可以想见帝制时代的淫威的。而我祖父所受的损失却要比别人更大。至于如何勉强支持,渡过难关,萧长华先生曾经有过详细的叙述。  据萧先生说:“当时戏剧界里有大班小班的区别,小班是短期的流动组织,资本薄弱,人数有限,遇到‘国丧’,无力支持就只有解散。大班如四喜、三庆、春台等规模较大,又是固定组织,所有的演员都订有契约,领班人设有‘下处’(即宿舍)供给全体演员食宿;每人都有一定的戏份,为了照顾同业的生计,所以不能解散。但是习惯上,遇到意外事件,短期内不能演出时,大半只开半个戏份来维持演员的生活。梅老先生的四喜班,是照演出时的待遇,全体工作人员开全份,当时戏剧界交口称道,认为是一种厚谊。  “其实他并没钱,他是靠了借债来开发包银的。这样他的损失就非常之大,最严重的是两次‘国丧’衔接起来(清穆宗载淳死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孝哲后——穆宗载淳之妻死于光绪元年二月,相距不足百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始终是维持着这种全份的待遇,从来不对他们打厘的(后台术语,打厘就是打折扣的意思),他自己没有钱,起初是向汇票庄借,后来也跟私人告贷了。  “梅老先生因为四喜班赔垫过多,实在难以维持,想请时小福老先生来替他管理。那时,时老先生自己管理着春台班,无法兼顾,没有答应。后来感觉到四喜班的经济情况日趋恶化,要是再没有援助,眼看着就要瓦解,许多同业也必定跟着失业。时老先生不肯坐视他们挨饿受冻,就借给梅老先生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银子。过了一个时期,还是不能支持。时老先生竟至卖了自己住的房子,来挽救四喜班最后的危机。”  京戏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由于四大徽班创业的几位领导人不断的奋斗和互助,才奠定了百年的基础,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今天的戏剧工作者,应该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  我祖父还有“焚券”与“赎当”两件事,晚清人士的笔记里常常提到,但记载得不够详细,还把这两位朋友的姓名缺而不载。当年我祖母是告诉过我的,事隔多年,我也有点模糊了。这两位朋友都擅长词曲,他们对我祖父在演出方面有过不少的帮助。让我分别来讲一讲。  (一)焚券。我从小听说有一位杨镜秋先生喜欢看我祖父的戏。每逢我祖父有戏,他是风雨无阻,必定到场的。后来彼此渐渐熟识,成了朝夕见面的好朋友,才知道他不但听戏在行,还会编剧本。四喜班排的《贵寿图》、《乘会》等新戏,就都是他的手笔。他做京官很穷,我祖父时常接济他。所以本书的初版内,我把祖母所讲“焚券”里的对象,就认为是杨镜秋了。张难先先生看到了这本书,从汉口给我来信说:    承赐大作,我尽一日之力看完甚快。惟第二十二页“焚券”一段,与我一世交——关思赓有关。当即函询,兹得复书,特转阅,以资参考。我这“不惮烦”的动机,是感于“赎当”一段的可怜人姓字已不能记忆了,因而不厌求详,以渎视听。

  第一部分:学艺过程祖父的事迹(2)-(图)

  所附关先生答函,节录如下:    所询先外祖杨镜秋与梅慧仙交谊事(慧仙是梅老先生的号,巧玲是他的艺名),幼常闻诸先母谈及先外祖进京赴试,未第时,旅居京华,常以词曲自娱。喜观梅氏演剧,后与之过从甚密,并为谱制许多新曲,其中以改写《长生殿》数折为最佳。先外祖名鸿濂,湖北沔阳人,咸丰某科进士,后官闽省,卒于福州府任所,无嗣,生先母一人,死时境况不太好,慧老有厚赙寄来。    从关先生的信里,可以确定杨镜秋不是死在北京,我知道我祖父没有到过福建,那么,也不可能在杨镜秋灵前焚券,这分明是我记错了人,应该向读者致衷心的歉意。  张先生这样热忱地帮助我考证故事人物,是值得感激的。杨镜秋和“焚券”无关,已经搞清楚了。不是杨镜秋,究竟是谁,这问题到后来也得到了一个答案。  1956年3月间,我在扬州演出的时候,接着当地一位张叔彝先生来信,提到“焚券”的对象,据他所了解的是谢梦渔。这位谢老先生的姪孙谢泽山先生,已有六十来岁,住扬州市海岛巷五十一号,张叔彝跟他是多年的老友,所以听到过谢家谈起这件事。  张先生介绍我会见了谢先生。我们谈起旧事,谢先生把他从小在家里听到的事实这样对我说:“先伯祖梦渔公名增,是扬州仪征籍,前清道光庚戌科的探花,官做到御史,一生廉洁,两袖清风。他的旧学渊博,兼通音律,梅慧老常常和他在一起研究字音、唱腔,又兼是同乡关系,所以往来甚密,交谊很深。慧老知道先伯祖的景况很窘,凡遇到有了急需的时候,总是诚恳地送钱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但他每次拿到了借款,不论数目多少,总是亲笔写一张借据送给梅家,这样的通财继续了好多年,共总积欠慧老三千两银子。先伯祖活到七十多岁,病故北京,在扬州会馆设奠,慧老亲来吊祭。那时候的社会习惯,交情深的吊客有面向孝子致唁的,慧老见了先伯,拿出一把借据给先伯看,先伯看了,就惶恐地说:‘这件事我们都知道,目前实在没有力量,但是一定要如数归还的。’慧老摇了摇头,就对先伯说:‘我不是来要账的,我和令尊是多年至交,今天知己云亡,非常伤痛,我是特意来了结一件事情的。’说完了,就拿这一把借据放在灵前点的白蜡烛上焚化了。紧跟着又问先伯:‘这次的丧葬费用够不够?’先伯把实在的拮据情况告诉了他,慧老从靴统里取出三百两的银票交给先伯,作为奠敬。慧老又在先伯祖灵前徘徊了良久,然后黯然登车而去。当时在场目睹这种情况的亲友们有感动得流泪的。这件事情马上传遍了北京城。先伯祖的一位老朋友李莼客先生曾经把他所见的写在他的《越缦堂日记》中。”  这一次到扬州来演出,无意中解决了一个久未解决的问题,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二)赎当。有一位举子,到北京会试,也爱看戏。他认识我祖父以后,友谊甚厚,很看得起我祖父。他对于戏剧文学也有心得,常常指出我祖父表演中的优缺点。同时台词的修正,也得到他不少帮助。这位朋友的文学虽好,可是不善经济,生活渐渐发生了困难。当时任何人到了手头拮据、借贷无门的时候,惟一救急的方法,是拿衣服和贵重物品,送到当铺里去典质。他是一个书生,不肯向人开口借钱,只能走这条道,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日子多了,我祖父看破了他的秘密,就到他住的公寓里去搜索当票,预备替他赎取。主人虽不在家,他有一个老家人,脾气甚戆,看到祖父举动可疑,彼此就争吵起来。后经我祖父说明来意,叫这位戆老头儿,拿着当票,同到当铺,把所有当掉的东西,全部赎了回来,又留下二百两银子给他用。等到主人回来,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感动。我祖父就劝他不要每天只是看戏,应该在本位上努力,等考试完毕再见吧。可惜这位朋友高中之后,不久就死了。身后棺殓等费用,也是我祖父代为料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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