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
梅兰芳在开明戏院演出《刺虎》一剧，请范朋克观摩。剧终后，范氏上台与梅兰芳握手，对观众讲他这次到中国来旅行，认识了中国的高尚文化，还看到梅先生的名剧甚感高兴。
范朋克在北京一共逗留四天，游览了颐和园和故宫。在为他举办的饯行宴会上范朋克说：“我在北京认识了许多文化界朋友，使我在很短时间内能够认识到中国悠久文化和传统美德，在故
宫又见到许多珍贵文物，我感到中国的文化对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最后他还称赞京剧可与希腊正剧和莎士比亚戏剧相媲美，祝愿京剧不断发扬光大。
社会活动·国际交往赈灾义演 扶助同行
梅兰芳生平为人处世的高尚品德，有口皆碑，他的祖父梅巧玲平素仗义疏财，经常照顾贫苦同行，有“义龄”之称，梅兰芳虽未见过祖父，但祖父的
遗风却继承下来了。他在生活中待人热诚和蔼，谦虚恭让，毫无一点名人的架子；在艺术上，从不骄傲自满，虚心接受他人意见，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在舞台上与同行非常默契，尊重前
辈，扶助新秀，具体例子不胜枚举。 解放前，国内各地经常受到灾害，特别是河南、兰州等地灾情严重，梅兰芳连续义演，收入全部赈济灾民。1935年他访苏游欧归来时，在船上得知
国内正在遭受水灾，他极为关心，回国后不久即应慈善团体之邀演剧筹款，以救助灾民。 梅兰芳对有困难的亲友，特别是贫苦同业的关怀，也可以说无微不至，凡有所求，必给以帮助
，从不吝惜。 过去每至旧历年底，在北京照例举行多场大义务戏，当时一般均在观众座位最多的“第一舞台”上演，被人们称为“窝窝头会”。所有票款，一律救济贫苦同行。梅兰芳
每次均主持或参加义务演出，有时还予以资助。30年代初他迁居上海后，每到岁末他仍照例组织义务演出数场，然后将票款所得悉数汇至北京，分给贫苦同行。 梅兰芳对于公众福利事
业，也是当仁不让，有求必应。1931年，在北京兴建“剧界同人义园”时，他自己就拿出了很大一笔钱赞助。因为同治年间程长庚、徐小香二位老板出资建立的“安苏义园”和光绪年间谭
鑫培等人建立的“安苏湖义园”到了1931年已经没有空穴，再有贫苦同业人员亡故，便无葬身之地。正巧在松柏庵前有块空地出让。连地价带修建费共需三千元，当有人向梅兰芳提出此事
时，正赶上他的头生儿子(王明华所生)夭折，他心绪极坏，但他脸上却无半点难色，当即慨然出资三百元。这种关怀同业、团结同业的精神，令人钦敬。其他一些社会团体在举办公益或慈
善事业筹款或邀请梨园界演出义务戏时，梅兰芳无不积极参加，多数主演大轴戏。有时反串剧中角色以助声势，俾使观众乐见，增加票款收入。经常是连续义演，赈灾济贫。 贫苦同行
中，如某个演员患病，无力诊治。他必设法予以救济；同班演员如因病不能登台，他仍照常给“开份儿”(即报酬)。如遇他个人能力有限时，也举行义务演出帮助。 梅兰芳不仅在经济
生活方面关心同行，在艺术上也处处照顾他人，谦恭和蔼，绝无厚此薄彼的表现。有时后台工作人员忘记带哪件道具，影响演出质量，他从不责怪，反而为之解说，自己克服困难设法解决
。对同台配演的人，更是非常体贴、尊重，有的演员听说陪梅兰芳演戏，心情就会有些紧张，他知道了就去为这位演员打气。如果遇到同场的演员在台上发生差错，梅兰芳绝不当场指责出
错的人，而是想方设法替对方遮掩过去，下场后再耐心地告诉他。 梅兰芳不但帮助内行演员，使之大展才华，对票友“下海”的也同样如此。现仅举出与他合作过的三位老生演员为例
。当年在梨园界人称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为“三大贤”，除了余叔岩发展了“谭派”艺术外，也得到过梅兰芳的热情扶助。余叔岩幼承家学，习文武老生，少年曾以“小小余三胜”艺
名在天津演出，因生病和倒仓，回京休养。后拜谭鑫培为师。在1918年他二十四岁时，尽管从谭老师那里学到了艺术，但由于无班可搭，空有才华，无法施展。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约请
了他来“喜群社”，与之同台演出。当时该社中已有头牌老生王凤卿。梅兰芳与余叔岩首次同台演出《梅龙镇》，令观众耳目一新。细致且大方。后在一次大义务戏中，该剧被排在大轴，
半夜三点才出台，第一舞台两千多观众竟无一人退席。可见叫座能力。有了这样好的梅余合作条件和这样好的观众基础，余叔岩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使他根据自已的条件，发挥谭派
的特点，创造了清醇甜润、刚建苍劲的余派艺术。这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转折点，与当时梅兰芳的扶助，应当说是分不开的。 梅兰芳同样帮助了两位票友“下海”的老生演员。一位
是奚啸伯，从1936年他二十四岁时，与梅兰芳合作演出，在梅兰芳的携带下受到艺术陶冶，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自挑大梁，组班演出。成为四大须生之一。另一位是著名老生王琴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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