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或社会，每遇大事，胡适都能挺身而出，发表自己对时局与事件的看法，在这点上，他是从不考虑一己的利害的。一九二○年八月一日，与几位朋友一起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最能说明胡适的这种精神。胡适领衔，签名者还有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等共七人。开篇便说：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提出，让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转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第410—411页）
《争自由的宣言》明确提出如下六条：
一、民国三年三月二日所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应即废止。
二、民国三年十二月四日所公布的出版法应即废止。
三、民国三年四月二日所公布的报纸条例应即废止。
四、民国八年所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应即废止。
五、民国三年三月三日所公布的预戒条例应即废止。
六、以后如果不遇外患或战争开始的时候，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或市民请求，不得滥行宣布戒严。
给社会一点清凉作用(2)
针对以上六条，宣言中特别重申，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定的法律：①言论自由；②出版自由；③集会结社自由；④书信秘密自由。另外还提出，应即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行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杜绝选举中的舞弊现象。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敢于公开提出这样的政治主张，应当说是有勇气的。
大事是这样，小事也是这样。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时事新报》上有位新猛先生发表了一篇《胡适之与王正廷》，攻击《努力周报》第二十七期上胡适所写的社论，说胡适不该替王正廷辩护。文中引用“未吃得羊肉，反惹一身膻气”，说“王正廷是什么一种人，胡君还要和他说话，恐怕人家未必因此而相信王正廷，却更因此而怀疑胡适之了”。
胡适在第二十九期《努力周报》的《这一周》专栏撰文给以反驳，义正辞严地说：“我若因为怕人怀疑而不敢说话，那就不成胡适之了。我在山东当面对山东朋友说的话，在北京当面对山东代表说的话，和我在《努力周报》第二十七期上说的话是一样的。”“我是不怕人怀疑的。”“凡是替某人某派说公道话的，一定是得了某人某派的好处的，或是想吃羊肉的。老实说罢，这是小人的心理，这是可以亡国的心理！”
无论是对国事，还是对朋友的事，胡适的立场是鲜明的，态度是严肃的，有时言辞也是尖锐的，但他的持论却是公允的，很少有激烈的、偏狭的看法。这是因为，胡适始终认为，一个文化人的言论，必须是符合法理的，必须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必须是对人民有积极的引导作用的。多年后，和丁在君等朋友一起办《独立评论》时，他写过一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其中说：
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一九二九年胡适在人权论战中写的几篇文章，对国民党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曾不客气地指出，“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蒋介石先生，应当“入塾读书”，从头学习民主政治。这些事，已超出了原先约定的时间范围，就不详细说了。
说到这里，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了。那就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究竟是左派，还是右派？多少年来，我们的脑子里，早就形成了胡适是新文化运动右翼的铁定看法。如果能对这一段历史多增加些了解，这种看法至少到了该怀疑的时候了。这里且提供一个看法供参考。周质平在《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一书中说：
如果以左派与右派来代表激进与保守，胡适在文化上，毫无疑问地是代表左派。他反孔，非孝，批评传统的贞操观念，主张无后，妇女解放，全心全意地输入西方文化，提倡怀疑的精神，批评的风气。在在都显示出他是一个革命党，一个激进派；可是一谈到政治，胡适的立场往往由左偏右，一变而成了持重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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