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史》没有写完的原因，故且不论，《白话文学史》没有写完，按他的说法，是没有时间，太忙，顾不上。怕不完全是这样。胡适写作的速度之快，常人难以想像。白天应酬不断，晚上回来，灯下写几千字不是难事。八万字的《国语文学史》写了八个星期，不过两个月。《白话文学史》上卷是为新月书店写的，书店一九二七年七月成立，写书当在此后。到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跟新月的几个朋友闹起别扭，要抽回自己的书稿，说“我的《白话文学史》已排好三百五十页，尚未做完，故未付印，请诸公准我取回纸版，另行出版”。每页四百二十字，三百五十页约十五万字。六七个月之内，写了这么多，且是边写边发排，够快的了。下卷已有纲目，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几个月的时间不是抽不出来。鉴于此，只能说他后来的兴趣淡了，不想写了。若是非做不可的事，纵然忙，纵然兴趣淡了，也会强打起精神抽出时间完成的，因此，这忙与淡中，怕也有无此必要的成分。
《白话文学史》的失误(2)
以我之见，确也无此必要。在《白话文学史·引子》中，他说，他所以写这样一部文学史，“老实说罢，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于是他便撮录了历代诗文中白话的诗句与文句，反复强调，说这就是其时中国文学的精髓之所在。这样说，多少有附会的成分。中国诗文的历史，向有“俗语入诗”、“俗语入文”的传统，找几首有白话意味的诗，找几篇有白话意味的文，不是难事。若据此便说这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怕胡适自己也不会相信。汉代的赋，唐代的诗，宋代的文，其中心只能是文言的诗文，绝不会是白话的诗文。他最为推崇的梵志诗：“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应当说是释家的偈语，难说是什么白话诗。再就是，他写《白话文学史》，原本是为白话文运动张目，要那些反对者与怀疑者相信，白话文乃中国文学的中心所在，精华所在。写白话文，乃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归宿。唐代以前，是最没有白话文可言的时代，唐以下，话本起来了，小说起来了，白话文的材料满眼都是，也就没什么史可写了。再写下去，就会违背他写史的初衷。一条河水淌下来，就该着白话文了，你胡适先生又做了场何事？既无初创之功，又未竟赓续之业，胡先生何以建树自己的不世之功？
再就是，胡适写此书，其思路也是错的。他写的是“白话文学史”，重点在“白话”，而非他提倡的是“白话文”。白话是古已有之的，白话文却绝不是古已有之的。他说文言文是死文字，死文学，白话文是活文字，活文学，要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就是要以今日之是，攻昨日之非，既然白话文在历朝历代都占据文学的中心地位，都是其时文学之精华，那昨日又有何非可攻，今日又有何是可言？真要从文学史上找白话文的地位，应当写的是“白话文文学史”，而不是“白话文学史”，可以说，胡适一开始写作，就把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了。这才是《白话文学史》写不下去的真正的原因。
胡适对白话文的贡献，严格说来，不是什么写了一部《白话文学史》，而是他对汉语语法的研究，而是他对白话文的自觉自如的运用。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行者(1)
在“五四”那一茬作家与学者中，胡适是最早关注现代汉语语法，且长期从事研究，卓有成效的一个人。可惜对这一点，后人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现在知道了，胡适到北大代课之初，除了教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之外，还上过语法课。
且看他的日记上的记载。一九一八年没有日记。一九一九年有《日程与日记》，从十一月十六日开始。这是种格式化的日记本，每天从早八时到晚十时都有格子，又分作“预算”与“实行”。若预算了而没有实行，也要标明，比如十一月十六日预算是“作《传》”，没有实行，则注明“谈天看书误了”。兹将十一月与十二月里，关于编文法讲义的记载抄录如下：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三）：预算，下午二时到五时“编文法讲义”；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二）：预算，下午七时到九时“文法讲义”；
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日）：实行，下午六时到十时“作‘的’字书”；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实行，下午十时“答仲甫论‘的’字”；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预算，下午九时到十时“作传或编文法”；
十二月二日（星期二）：预算，下午八时“作文法讲义”；
十二月六日（星期六）：预算，下午八时到十时“编文法讲义”。
直到一九二一年，还不时有关于编文法讲义与研究语法的记载。比如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注重文法的研究，用归纳的方法，求出‘《诗》的文法’。”
上面抄录的日记中，写关于“的”字的文章，及与陈独秀（仲甫）的商榷，是胡适最早的语法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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