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初，《晨报副刊》的编辑，将一篇谈“的”字的文章送给胡适看了，作者的主张是“把的字专给术语去用，把底字来做助语用”。胡适觉得，这个办法虽然比现在《晨报》上一律用“底”的办法好一点，仍不够精细，还有改进的必要。他本想做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的”字，因为太忙了，只好把三四年前论“的”字的一篇札记《“的”字的文法》送上刊登。附信一封。编辑将信与文一并刊出，名为《“的”字的文法》。他的主张是“其实一个的字尽够用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分开用作“的、地、得”的，只须用一个“的”字就行了。这算是引言，他的那篇札记《“的”字的文法》才是正文。在分析了有关“的”字的种种语法现象，比如“天所杀”改变为“天杀的”之后，他说：“在文字史上，此种文法变迁，乃一种大事，其重要正如政治史上之朝代兴亡。”
此文在十一月十二日《晨报副刊》登载。上面的日记就是从这天开始记的，可见在此之前，已展开了关于“的”字的讨论。胡适说他的《“的”字的文法》是三四年前所写的一段札记，就算是三年吧，也就是说早在一九一六年，还在美国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这个在中国法语上，跟改朝换代一样重要的问题了。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止水先生和周建侯先生等人写了文章与他讨论，胡适又写了《再论“的”字》，这就是上面日记中二十三日的“作‘的’字书”，十一月二十五日《晨报副刊》登载。二十四日的“答仲甫论‘的’字”，二十六日刊出，名为《三论‘的’字》。在这两篇文章中，胡适的主张稍有改变，他认为，“底、的、地”三字的发音太相近了，说话时还是没有分别。“底”、“地”在纸上虽有分别，在嘴里等于无分别。状词的“的”字不容易发生混乱，不发生困难，尽可以不区别。遇有必要区别时，可用“之”字。其好处是，发音有别，笔画简易，比“底”字更通行。
可以说，抓住了“的”字，就是抓住了中国语法区别于欧印语系语法的一大特质。
对自己的语法研究，胡适有着绝大的自信。就在写《“的”字的文法》这天，他在日记中说：“我若有十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写一部很好的文法出来。”他这里说的“文法”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语法。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给钱玄同的信上说：
国语文法竟还没有讲义，真对不住你讨“救兵”的希望。我狠想于这一二十天内发愤把前面已教的文法写成，未教的也写成。简单一点，就叫《语法大纲》。
这本书后来写成了，不叫《语法大纲》，叫《国语文法概论》，三万多字。第二年七八两个月在《新青年》上刊载，年底收入《胡适文存》第一集中。这是胡适的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重在研究的方法，对语法的规律论述不是太多。规律性的东西，大都是他以前的研究成果。此书出版前，中国已有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他的同时代人有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和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对《马氏文通》，他还是赞赏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
但是马建忠的文法只是中国古文的文法。他举的例，到韩愈为止；韩愈到现在，又隔开一千多年了。《马氏文通》是一千年前的古文文法，不是现在的国语的文法。马建忠的大缺点在于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他把文法的条例错认作“一成之律，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前序》）。其实从《论语》到韩愈，中国文法已经过很多的变迁了；从《论语》到现在，中国文法也不知经过多少的大改革！那不曾大变的只有那用记诵模仿的方法勉强保存的古文文法。至于民间的语言，久已自由变化，自由改革，自由修正；到了现在，中国的文法——国语的文法与各地方言的文法——久已不是马建忠的“历千古而无或少变”的文法了。（北大版《胡适文集》第二册第334页）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行者(2)
胡适认为，现在国语文法学最应该注重的，是研究的方法。原因有二，一是现在虽有一点古文的文法学，但国语的文法学还在草创时期，要想预备做国语的文法学研究，就应该从方法上着手。建立国语文法学，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方法不精密，绝不能有成效。二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全在它的方法。方法是活的，是普遍的。我们学一种科学，若单学得一些书本里的知识，不能拿到怎样求得这些知识的方法，是没有用的，是死的。若懂得方法，就把这些书本里的知识都忘记了，也还不要紧，我们不但求得出这些知识来，还可以创造发明，添上许多新知识。文法学也是如此。中国现在还没有一部很好的国语文法书，就是有了一部很好的文法书，若大家不研究文法学的方法，这书终究是死的。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这是很可鄙的态度。眼下我们提倡学术的人要做的，应该先把“金针”送给大家，然后让他们看我们绣的鸳鸯，然后教他们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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