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则，傅斯年在学生时期，就表现了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说在后几年的五四运动中，此人是集会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就在跟顾颉刚谈话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赶教授的壮举。据北大同学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认真地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当然了，胡适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不能说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来说，若是一出马便失了前蹄，从马上栽了下来，对日后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障碍。可贵处还在于，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说过。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怀念文章中提及此事，不无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听过胡适的课之后，傅斯年对胡适的治学方法很是景仰，从此之后，便疏远了黄侃等太炎门生，投奔到胡适麾下。不时趋访，请教学问，纵论时局。正是在胡适的家里，结识了同在北大读书而不在一个系里的罗家伦。在上引的文章中罗说：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大学认识的……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在胡适先生家里。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这时期还是适之先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学革命主张作号召以前。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适之先生于北大校庆之夕，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演讲，就公开有此谦词。）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顾颉刚等二三人说的。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要不要把胡适赶出北大课堂(2)
顾颉刚劝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否将胡适赶走，在其起始，确实算不得大事，但谁又能料到，后来会有这一连串的结果呢。小事中每每隐匿着大的历史事变的开端，可惜这样的见微知著，常是许多历史学家事后的聪明。
胡适晚年也谈到了北大的新旧两派。在与胡颂平谈到清华出身的张荫麟时，胡颂平问：“倘使他不入清华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边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会有特殊的成就。”胡适说：“不，北大里边也有守旧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会跟我学。他是广东人，或是出于守旧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师友，造就当然不同了。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后来还有马叙伦。马叙伦大概是陈介石的学生。”胡颂平又问：“傅斯年当初不是很守旧吗？”胡适笑着说：“是的，孟真是很守旧的。那时穿上大袍褂，拿着大葵扇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63页）还有一件小事，也颇能说明当年北大新旧两派之间的对峙与猜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傅斯年和罗家伦响应新文化运动，办起《新潮》杂志，陈独秀对他们仍是心存疑虑。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知堂回想录》第376页）傅斯年的转变，其意义在于，肇始了太炎门生在北京大学地位的衰落，开启了北大学术史上的一个新纪元，那就是留学英美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终将成为北京大学真正的主宰。而这批自由主义学者，和太炎门生的抗争，也必然会越来越激烈，其中有学术理念的不同，也有政治见解的歧义，有私人间的意气用事，也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纠纷。就大势而言，却是先进文化思想与传统文化思想的抗争。起初是学术的抵牾，后来便演变成思想认识的冲突，最终便是社会立场的异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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