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都是老老实实，正儿八经地开出自己的书目，就他玩起了花活。干脆就不主张开，开出的十部中，只有两部是中国书，其余八部是外国书。就是那两部中国书，也不是全书，《庄子》是十四五篇，《史记》只有小半部。
这是轻慢吧？
可你又能说他有什么不对。
这可让鲁迅作难了(1)
下来该着鲁迅了。
不是说徐志摩完了就挨着鲁迅。孙伏园不会这么安排的。是说，徐志摩的登了，后面的应答者之中，有一个是鲁迅。
无论是作为学生，还是作为一个好编辑，孙伏园都会请鲁迅来参与其事的。看《鲁迅日记》，这些日子孙伏园常来鲁宅，来了或许有别的事，说完别的事不会不说到他正在办着的这档子事。就是专程去一趟也是值得的。
果然到了二月二十一日这天，鲁迅的投票登出来了。且看这是一个怎样的书目：
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
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鲁迅全集》第3卷）
这是从鲁迅自己编定的《华盖集》上抄来的，不是从《京报副刊》上抄来的。
不妨推测一下鲁迅写此文时的心态。
一九二三年春夏间胡适与梁启超的那场书目之争的热闹，不会记不得。两大营垒的对立，不会感受不到。为“撤稿事件”即《我的失恋》引发的不快，“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更不会忘了。想到胡适、梁启超们的又一次张扬，想到尚未消散的朋友们的不满，他是再没有什么好心境来凑这个热闹了。写什么鸟书目呢！
怎么又写了呢？也不难理解。孙伏园是学生，又是他促成进京报编副刊的，如今有了事来求他，这个面子是不能不给的。不想写又得写，那就跟这帮“正人君子”开个玩笑吧。于是便有了上面那么一个奇异的“书目”。
题名《青年必读书——答〈京报副刊〉的征求》，是编入《华盖集》时起的名字，当初给孙伏园时，就是那么一个表格。
必须承认，这样的回答，最能见出鲁迅的个性。
鲁迅为文常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应当说，这次他是做到了。
这一应答，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呢？
先看鲁迅是怎样说的。年底编《华盖集》时写的序中说：“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
寄给他的，别人自然看不到。能看到的是发表在报刊上的。
且看别人是怎么说的。下面是赵倚平《鲁迅与〈青年必读书〉》中的一段话：
许多攻击文章也纷纷见诸报端。有人说鲁迅这是“偏见的经验”，“是不懂中国书，不了解中国书”，“冤枉了中国书”。质问道：“假使中国书是僵死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尚有他的著作遗传到现在呢？”有人说鲁迅的话“浅薄无知识”，“大胆武断”，认为“鲁先生只管自己不懂中国书，不应教青年都不读；只能说自己不懂中国书，不能说中国书都不好。”甚至浅薄地反诘：“中国的书，是死人的书吗？死人能著书吗？鲁先生，说得通吗？”并攻击说，鲁迅的话“贻误青年”，有位“学者”还说：鲁迅先生“读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鲁迅论中国社会改造》第178页）
有两篇当时刊于《京报副刊》的反驳文章，后来作为附录收入了鲁迅的集子中。一篇是《偏见的经验》，附于鲁迅的《聊答“……”》之后，一篇是《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附于鲁迅的《报〈奇哉所谓……〉》之后。鲁迅的两文均收入《集外集拾遗》，可参看。
王世家在《“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资料汇编》的编者说明中说：应征书目刊出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大论争，尤其是鲁迅先生的答卷发表之后，争论趋于白热化，各种观点的论争文章达六十篇之多。”（《鲁迅研究月刊》二○○二年第一期）
这样的回应，只会让鲁迅气馁。
论开书目的气派，是无法跟胡适、梁启超一年多前的举动相比的，人家一开就是一长串，一登就是几期连载。尤其是胡适，这儿登了那儿登，再三了还能再四，真可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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