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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_韩石山【完结】(53)

  这是篇文章,也是写给钱玄同的一封信。原信没有署年月日,《胡适文集》的编者注明,此信写于一九二○年十月十四日。信中引用的那句话“语言文字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云云,就更早了,是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的。该文载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可说是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作品。

  这些,可说是胡适关于文学与文章的最初的主张。

  一九五九年,胡适已六十八岁,眼见就是古稀之龄了。五月十六日这天,有台湾大学的六名侨生代表到南港中央研究院来拜访胡适,这些学生组织了一个海洋诗社,还带来了他们的刊物《海洋诗刊》。交谈中,胡适说:

  “大部分的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或画,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你们的诗,我胡适之看不懂,那么给谁看得懂?我的《尝试集》,当年是大胆的尝试,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诗表达出来;如果朋友们都看不懂,那成什么诗?白居易的诗,老太婆都能听得懂;西洋诗人也如此,总要使现代人都能懂,大众化。律诗,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没有文学价值。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胡适和胡颂平聊天时说起,过去有一位朋友请他吃饭,这位朋友的儿子写了一些诗,说是新诗吧,又带些旧诗的样子,已排印好,预备出版了。主人夫妇对他们的儿子很夸奖,要他看一看。他看了之后,发现这孩子写的诗,全是不通的。他在他们家里,他们又预备了很好的饭菜请他,怎么说好呢?这让胡适很犯愁。只好说,这是孩子的老师不好,不肯好好地指点孩子的错误。又对主人夫妇说了下面一段话:

  “无论诗或文,第一要做通。所谓通,就是通达。我的意思能够通达到你,你的意思能够通达到我,这才叫做通。我一向主张先要做到明白清楚。你能做到明白清楚之后,你的意思才能够通达到别人。第二叫力量。你能把你的意思通达到别人,别人受了你的感动,这才叫力量。诗文能够发生力量,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叫做美。”

  这两件事,都记在胡颂平整理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将近三十年后六十八九岁的人,和三十年前三十八九岁时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不光对写作,就是一些小的事情上,也是这样。胡适晚年曾在台湾师范大学演讲,提到律诗和京剧,斥为下流。座中喜欢律诗和京剧的人听了大为惊愕,事后梁实秋告诉他们,这是胡先生数十年一贯的看法,可惊的是他几十年后一点也没有改变。确也是的,无论是对文学艺术,还是对社会政治,胡适的许多观点,一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有浅的一面,也有执著的一面,常人是难以做到的。

  胡适平日谈论他人的诗文,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最爱用的一个术语是“通”字。仍以《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的事情为例。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对胡颂平说:“韩退之提倡做古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他的学生皇甫、孙樵等,没有一个是通的。但白香山的文章就写通了,元微之也写通了。在唐宋八大家里,只有欧阳修、苏东坡两人是写通了。”

  同年三月二十七日,胡适看过《张荫麟集》,上面有红色原子笔的批语。其中一条是:张荫麟说他的译文受林琴南翻译的影响,这话不确切,还有一些句子不通的。对书中译笔不通的地方,都划上了红杠。又对胡颂平说:“你们做文,先要把句子做通。像某君‘天道循环之’的‘之’,无论如何是不通的。”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看了胡颂平抄录的《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后,胡适说:“中古时代,从三国末到唐朝的文章,有许多文章是不通的;因为活的文字已经死了,用死的文字来写活的语言,所以很少能做通的。”

  以上是胡适本人的看法,再看别人对他的文章是怎么看的。温源宁的《一知半解》书中有篇《胡适博士》,谈到胡适的文笔时是这样说的:

  胡适的文风(2)

  胡博士的文笔,清清爽爽,受到应得的赞赏,正是文如其人。我们一想到赫克尔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可以依据物质、力和遗传的习性来说明的简单的宇宙机构,一下子在我们心目中出现了。我们一想到赫胥黎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人类一下子成了一种容易理解的很简单的动物。我们一想到约翰·司图阿特·米尔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我们一下子认识到,思想过程要靠三段论法和命题来形成。胡博士的文笔清清爽爽,值得赞赏,他的信条清清爽爽,更值得赞赏,这跟赫克尔、赫胥黎和米尔不是有些关系么。(《追忆胡适》第103—104页)

  胡适去世后,陶希圣在《胡适之先生二三事》中,也谈到了胡适写作的特点,是连带思想一起说的:

  适之先生的思想与写作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问题搞清楚,把事实弄清楚,把话说清楚,这就是他思想与写作的态度和精神。他是平实温和的人,但是他对待一个重大事件,立场坚定,态度明白,语意清晰和严谨,断乎没有一点含糊。他无论什么场合,一片谈话,一篇演讲,轻松时有意义,有兴致;严重时也有立场,有风骨。昨天中央日报社有这样的话,“胡先生在学术上不立异,不苟同;不自立门户,亦不沿门托钵”。我以为是恰当的。今天要评判胡适之先生,最低限度是把这一位思想、文章和行事明白清楚的文学和哲学大师,说得明白清楚,不要作浮滥的标榜,或是笼统的攻击,尤其是歪曲的附会。(《追忆胡适》第11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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