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3)
凡事都不是绝对的。就是五四运动之后，也还有留日的潮流，只是与留学英美的潮流比较起来，已大为逊色了。
留学英美的浪潮，若不说更早的国派留学，可说是以一九○九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为其起始的。一九一一年清华学校设立后，随着一批批清华学生的放洋，社会上也就掀起了一个新的留学浪潮。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说：“清华学校成立于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而美国退还庚款则始于一九○九年，故在清华未成立及未有毕业生以前，于是一九○九年八月，一九一○年七月，一九一一年七月，举行三次甄别试验，所考之科目皆准当时中学毕业入大学所需之程度，此三年所考取之人数，计第一年四十七人，第二年七十人，第三年六十三人，以后继续派送该校学生，至一九二四年已达六百八十九人。”胡适就是一九一○年考上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名额而去了美国的。徐志摩是一九一八年自费去美国的。梁实秋是一九二三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的，与梁实秋同船赴美的有谢冰心、吴文藻、许地山、顾毓等数十人。正是这一批又一批英美留学生的归来，将已然掀起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潮，一个新的境界。
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文科，必然预示着桐城派的没落。
英美留学生的归来，也就必然预示着留日学生和太炎弟子的失落。
历史就是这样更替的，谁也阻挡不了。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朱红大门里，走出了一个矮个儿、蓄着浓浓的如隶书一字黑胡须的中年人，他就是后来在大陆编写的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地位最高，声名最大，非议也最多的周树人先生，笔名鲁迅者是也。
鲁迅的幸与不幸(1)
从教育部出来，鲁迅回到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独自一人住着三间房子，他叫它补树书屋。是寂寞也是心性，他用抄录古碑帖来打发时光。天黑了，蚊子多了，踱出居室，摇着蒲扇坐在院里的槐树下，仰头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虫每每冰凉的落在他的额头上。
这是一九一七年夏季的一天，鲁迅已是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了。此时的心境，且看他的自述：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件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奏了效，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呐喊·自序》）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一天下午，他的留日时期的好朋友，同为太炎门生的钱玄同来访，谈到夜半时分始离去。两人有这样一番对话：
“你抄这些有什么用？”钱玄同翻着鲁迅古碑的抄本。
“没有什么用。”鲁迅说。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这番对话，后来鲁迅把它写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里。接着说，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在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仅没有人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几番交谈之后，鲁迅终于答应做文章，这便是转年四月间写的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出了本名为《呐喊》的小说集。
这是鲁迅的幸。若没有《新青年》的创办，没有较早参与《新青年》编务的钱玄同的督促，这位十多年前就雄心勃勃翻译出版《域外短篇小说集》的老文学青年，会在抄古碑的日子里销蚀下去。
正是这些短篇小说，奠定了鲁迅最初的声名。
鲁迅是教育部的佥事，这是个不小的官儿，若他一直以票友的身份参与新文化运动，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心态，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麻烦了。
鲁迅的不幸在于，后来以兼职的身份进了北京大学教书，这就把他拖进是非的漩涡里了。
是二弟周作人，把鲁迅引进北大的。
一九一七年春天，鲁迅托蔡元培的面子，把二弟从南方叫到北京，进了北大。初来时，因是四月间，只有美学课需人，此外便是预科的国文，这些课周作人说他都不能胜任。当时国史馆刚由北大接收，改为国史编纂处，蔡元培让他去做编译员，到了八月，中文系有了空缺，改任文科教授。
转眼到了一九二○年八月，中文系安排下学期的课程，系主任马幼渔想让周作人开一门叫中国小说史的课，每周两小时，周作人答应了。回家和鲁迅说起，觉得哥哥去教更为合适，鲁迅说去试试也好。鲁迅的本事，马幼渔是知道的，自然不会见怪周作人的举贤不避亲。八月六日晚间，马幼渔便将北京大学的聘书送到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交到鲁迅手上。因为鲁迅是教育部的现任官员，属兼职，按北大的规定只能聘为讲师。当年的讲师和教授，没有学术资格上的差别，只是专职与兼职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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