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吏职———对官吏职责高标准严要求；
信赏罚———赏罚严明奖勤罚懒；
一号令———统一思想统一号令统一行动；
以及裁汰冗员、整顿驿站管理、节俭开支、整饬边防与军队、实行一条鞭法、乃至清
丈土地等，无一不可以作如是观。
张居正著名的《陈六事疏》，被认为是“系统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实际上，仔细
推究起来，这所谓的“六大改革纲领”———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
饬武备，实在没有一件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倒真实地反映出了张居正试图强力恢
复祖宗旧制的努力。
即便如此，仔细检视当日之情形，应该说，张居正的这种努力，进行得艰苦卓绝，其
程度还真的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改革。
原因是，此时，大明帝国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漫长岁月，就像我们在以前的描述中所
不断看到的那样，当年太祖创立的制度，如今大多演变得面目全非。而困扰中华帝国近两
千年的制度弊端，也在此时一一出现，其交织缠绵的结果，令种种弊害更加积重难返。譬
如，豪强富户，“多依势恃强，视佃民为弱肉”，表明新一轮的弱肉强食早已展开。而土地
兼并也已经具有了浓厚的大明帝国特色———“有地无立锥而籍田逾顷亩者，有田连阡陌而
版籍无担石者”。意思是，有的百姓穷得无立锥之地，却在官府的赋税名册上记载着百亩以
上的纳税额度；而土地极多的大地主，反而在官府没有记载，也就是说不需要纳税。于是，
许多农民“抛荒田产，避移四方”。
在我国历史上，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便大体上意味着社会动荡不安，官吏
渎职自肥，而国家财政状况则窘迫日深。
这种病态的情形，在张居正执政之初的各种文字中反映极多———“生民之骨血已罄，
国用之广出无径，臣等日夜忧惶，计无所出。”张居正的忧虑十分真实，民脂民膏已经被榨
干了，若没有更好的办法，则“元末之事可为殷鉴”，元朝覆灭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那么，怎么办？张居正认为：“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
下之患”。显然，张居正是以这种“磊落奇伟之士”来自我期许的。
平心而论，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张居正的作为远非无可挑剔。但若在一个更大的时
间段中考察，譬如观察其十年释放权力的过程，又让人很难怀疑张居正忧国忧民、竭心尽
力治理好这个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真诚。在他的目的与手段之间，于其同时代人来说，无法
容忍的地方恐怕不在少数。而对于今日之读者，则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吊诡之处。未来，张
居正令人扼腕的命运，可能就是这样导出的。（二十七）
十一、当张居正集皇帝、内阁与司礼监各种大权于一身，雷厉风行地予以颁行“考成法”时，
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十分罕见。在其当时，可能是全世界最严密，影响最大的一套官吏绩
效考核体系。
为了“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张居正采取的手段很绝，相当独特而出人意料。他没有
像太祖朱元璋那样大刀阔斧地清算贪官污吏、豪门富户，而是在执政不久，力道很强地推
出了一个“考成法”。如果说十年万历初政有什么富有创意的新鲜做法的话，大概这个“考成
法”可以算在其中。
公元 1573 年，即万历元年，张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他认为：“天
下大事，困难之处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有法必行；不在于说些什么，而在于说出来就一定
要有效果。”遂制定考成法。
考成法规定：帝国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将所有应办之事，按照道路远近、事情缓急，规
定出完成期限，然后分别在三套账簿上记录在案。一套留在部、院存底，一套送六科监察
部门以备注销，一套报呈内阁查考。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对于所有承办官员，每月检查一次，
完成一件则注销一件，未能按期完成者，需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六科监察部门
稽查六部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者提出处分意见；内阁则稽查六科，并对
违限与欺瞒者予以惩处。
粗粗看去，这套官吏考核制度很像今天广为人知的“绩效考核制度”。
万历元年十一月，当张居正集皇帝、内阁与司礼监各种大权于一身，雷厉风行地予以
颁行时，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均十分罕见。在其当日，可能是全世界最严密、影响最大的
一套官吏绩效考核体系。
半年后，万历二年六月，按照这套制度考核并完成任务的一批兵部——— 国防部官员，
已然受到赏银、提级与加薪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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