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比起一般的毛坯房，孙立恩的新房就多出了一道“把房子重新拆成毛坯房”的工序——毕竟天底下也没有几个年轻人愿意自己的新房变成城乡结合部的KTV包厢。而且这道工序还遇到了一些很严肃的问题。
比如建筑商的水泥标号用的太高，以至于拆除工作严重受阻。比如装修队的水电管线布置不合理，原有的电线槽和排水管全都无法再利用，只能继续往下拆……
总而言之，甜蜜幸福的麻烦持续不断，源源不绝。
胡佳比孙立恩要忙得多，至少她工作的时候是没有可能接电话的。于是，和装修公司沟通的工作就一股脑的交给了孙立恩。和沟通工作一起交给孙立恩的，同时还包括了屋内的软装、灯光设计、厨卫系统等等的决策权。总之，孙立恩啥都得管，而晚上胡佳下班之后则会对上午孙立恩的一系列决策行使“最终裁判权”。
总之，其中艰辛种种，听者伤心，闻者落泪。
而平时的工作中……孙立恩也遇到了很严峻的挑战。
按照孙立恩的设想，以及有关部门的统一要求和安排，三甲医院内的所有科室都应当开设自己的门诊。综合诊断中心也不例外。在经过和院办等院内部门沟通商讨后，综合诊断中心拿到了两个门诊。一个门诊由第一诊断组在急诊大楼一楼开设——用的就是孙立恩以前一直待着的第九诊室，另一个则由第二诊断组负责，门诊地点开设在了综合诊断中心大楼里。分别命名为“综诊一科”和“综诊二科”。
综诊二科选择在综合诊断中心内部开设，主要还是孙立恩考虑到张智甫教授的身体原因而做出的决定。和去年相比，张教授的行动愈显困难和笨拙。为了让老张同志日常生活更方便一点，孙立恩特意把二科留在了综合诊断中心里。
一科的门诊任务是固定的，除了孙立恩以外，袁平安和徐有容以及周策都要轮流出诊。本来布鲁恩也得参与到门诊任务里来，但这位活熊用两天门诊，零人就诊八十七人退号的优越战绩，让孙立恩彻底打消了派他出诊的念头。
其实不光是布鲁恩，孙立恩自己的门诊情况也不太好。前来问诊的病人当中，有几乎一半的病人都表现出了对孙立恩的不信任——哪有这么年轻的主任医生啊？
这些不信任随后就表现为了门诊退号以及超高的投诉率。而投诉内容大同小异，基本都是什么“孙立恩主任没有医德，居然让学生给他替班”。
投诉本身不管是否成立，超过一定数量后，都是会转化成院办的通报批评的。所以，这几个月里综诊一科一直雄踞投诉榜榜首位置，并且成为了四院内的一个经典笑话。
另一方面，综合诊断中心最近人手一直有些紧缺。由于从急诊科里脱离独立了出来，综合诊断中心直接失去了规范化住院医师培养资格。没有规培又没有实习生能作为“补充劳动力”，综合诊断中心的各位医生们顿时开始觉得……压力有点大。
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说的就是这档子事儿。
实习生可以用来干些杂事，而规培们则可以用来帮忙写病历开医嘱。而随着五月份孙立恩完成了规培结业考试之后，四院里的最后一个规培生也就此消失了——反正大家都觉得有些不习惯。
所以，现在孙立恩还要和院规培办以及临床医学院反复对线，看看对方在什么情况下才能重新把综合诊断中心纳入到培训体系里。
烦心的事情一大堆，但总归是有几件好事在后面等着的——明年四月或者说再过四个月，孙立恩就该和胡佳领证了。
要不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作为支柱，孙立恩可能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第三章 -22 D-day（上）
第二天一早起床，孙立恩就在手机上看到了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昨日已经抵达云鹤，并且展开调查的消息。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孙立恩的心情更差了一点——比发现自己早上醒过来的时间居然比闹铃早了二十分钟的时候更糟糕。
按照一般流程，卫健委的专家都得去报告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地区进行调查。这是固定流程。但以往的固定流程可从来没有在央视级别的媒体上公开报道过，毕竟这种和呼吸有关的疾病实在是太容易让人想起当年的非典。
互联网带来的是一柄双刃剑，它能快速传播各种消息，让所有人都知道千里之外一座可能从来没去过的城市发生了什么。但同时也能让那些并不怎么了解事情经过的人突然陷入恐慌。
当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发布者的时候，想要依靠一两个消息来源，精准了解到事情的经过而不遇到任何夸张或者有意无意的错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正因为这样，混久了互联网的老油条们大多学会了先不说话，让子弹飞一会儿再看结论的习惯。而这个习惯似乎正在云鹤发生的事件上逐渐失效。
无数的人都在互联网平台上关注着云鹤的这个传言。原因也很简单——SARS实在是太容易勾起所有人的记忆了。那个全民口罩，家家煮醋，人人都喝板蓝根的年代……令人不寒而栗。
所有人都在询问云鹤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住在云鹤的本地人则大多不知所措。疾病无形，病原体看不见摸不着。而市面上的生活却大致平静。这样的差异让大部分云鹤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最近是不是又出了什么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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