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的试剂盒产量怎么样了？”孙立恩在电话里直截了当的问道，“现在假阴性率和敏锐度怎么样？”
“已经达到有关部门发来的标准了啊。”这个问题让沈夕有些奇怪，“这事儿哥你不是已经知道了么？”
“这个试剂盒，咱们有全部的知识产权对吧？”孙立恩再次问了一个有些奇怪的问题。
“对。”沈夕答道，他隐约觉着好像……事儿似乎没那么简单。
“你稍微整理一下咱们的检测数据，尤其是敏锐度这些的。”孙立恩沉声道，“你给裕华集团的沈总打个电话，然后把数据交给他们，让他们去和武田制药联系。”
这下沈夕可是彻底晕了，“啊？孙哥你这是要干啥啊？”
“把咱们的试剂盒卖到日本去。”孙立恩沉声道，“价格什么的无所谓，只要咱们不亏本就行。让裕华去和武田制药谈。但是速度一定要快，最好今天之内就达成初步意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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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立恩看来，日本的防疫缺陷主要有三，第一就是现在最严重的这个问题——检测能力严重不足。
由于检测能力弱，一条宝石姬号邮轮上的旅客甚至无法在同一天内完成所有的核酸检测。而横滨已经是日本第三大城市了——如果连他们都一天只能完成两百多例核酸检查，那可以预见到之后的防疫工作根本就连个可供参考的数据都没有。
而第二大缺陷则同样让身处中国的孙立恩感到头疼。就算是对疫情有比较丰富认识的小林丰也有这个缺陷——他们对自己的医疗能力太自信了。
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民众和政府机构毫无疑问是有“傲气”的。日本的医疗私营程度很高，而医学教育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也非常高。这些“傲气”集中在了一起，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整个日本，从上层政客到下层百姓，大家都对发生在中国的疫情有些……嗤之以鼻。
云鹤的情况严重，在日本上下眼中，云鹤有问题是因为中国医疗水平不行、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卫生观念、是因为中国人奇奇怪怪的饮食习惯。总之，他们认定疫情在日本必定无法扩散开来，就算扩散，情况也一定要比云鹤强上很多。
中国的形象长期被媒体吸引眼球的负面消息覆盖，普通的日本人要对中国有好感都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对中国的能力产生了误判之后，他们就有了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
第三个缺陷则是对自己的医疗体系的错误高估。
虽然日本人总觉着中国整个医疗体系的水平都烂的如不得眼，但实际上，中国的疾病控制系统师承于这个星球上最好的疾病控制机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大家不光都叫CDC，甚至连主要的运行模式都是系统学习自美国的。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主要针对的是两种甲类传染病，以及包括天花、出血热、麻疹以及各种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这一时期各地的卫生防疫站承担落实了主要的疾病控制任务。而在2000年之后，中国第一次开始建立了和西方统一标准的疾病控制机构体系。在设立是十一个月之后，疾病控制中心迎来了第一次大考——SRAS疫情的爆发。
当时刚设立不久的疾控中心在随后的几年中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倾斜，但随着时间推移，疾控人才流失仍然成为了疾控中心的心腹大患。投入使用了十数年的疫情直报系统在这些年里一直有着相当不错的战绩，但却在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突然展现出了巨大的缺点。
尽管有些不足，但疾控中心仍然在对抗疫情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疾病控制中心的实验室最早分离出了病毒样本，最早完成全基因组测序，最早完成电镜显微照片拍摄。这都为控制疾病传播创造了条件。
但日本的情况和中国完全不同——他们压根就没有专门的疾病控制和预防机构。没有直报系统，没有隶属于国家级别的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没有大量专业人才长期从事疾病预防和控制工作。可以说，作为亚洲唯一发达国家的日本，在传染病的控制和预防上几乎就是白纸一张。
没有检测能力，过分自信，缺乏疫情防控机构和专业人才。尽管日本常年被全世界各个顶级医疗期刊和机构评为亚洲医疗水品最高的国家，但事实上他们在面对传染病的时候脆弱的就像是一根蛛丝。就连越南都有自己的疾病控制中心，但日本却压根没有这样的机构。他们只有一家名为“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的厚生劳动省下属机构，其主要功能是提供一定程度的数据研究和分析，并且制定病原体、抗生素和其他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运行规范。
更要命的是，由于长期经济衰退，日本国内制造业、尤其是口罩等防疫必需品的生产根本无法自给自足。日本国内的口罩年生产量约为11亿只，而进口量高达44.3亿只。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年产量占到全球的50%以上。现在中国国内想要买一只口罩都这么困难，日本这种需要大量进口口罩的国家……防疫难度简直就是地狱级别的。
医生有国界、科学家也有国界。但病毒没有国界。在高度全球化的现在，隔海相望的日本一旦爆发疫情，就意味着所有和日本有通航的中国城市都将面临疫情输入国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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