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知道那些外行人过来凑什么热闹，这是给人看病的科学，又不是什么偶像互撕！”付医生摇了摇头，结束了从这场对话，“我再去看看患者情况——有几个胃口不太好的，我给他们开了点大山楂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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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情况大部分都还不错，这让每天都累到想猝死的医生们心里好受了许多。生活和工作苦一点累一点都不怕，就怕自己辛辛苦苦干了很长时间，但却一点正面的反馈都没有。
患者的康复，家属的感谢，这都是非常积极的正向反馈。而今天的新闻，为全国上下，尤其是正在云鹤的医生们送上了一份非常积极的正向反馈。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考察组在首都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考察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非常诚恳的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要认识到云鹤人民所做的贡献，世界欠你们一份情。当这场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云鹤人民——为了感谢他们的付出和行动。很多人都在疫情中经受着苦难，但……但在云鹤，那里的人民经历的是异常的磨难。”
“世界欠你们一份情，谢谢你们的贡献。”
这句“欠你们一份情”的发言，毫无疑问并不是标准的公共卫生调查结论。但这是一位在疫情期间到访云鹤，亲眼看到了云鹤人民牺牲的外方专家发自肺腑的感慨。
任何一个还有基本良知的人，在看到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居民时，都会发出同样的感慨，并且肃然起敬。不光是为了感激他们，为了保护全人类而作出的巨大贡献，更是为了向他们的勇敢致敬。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基本良知的。这种听上去好像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东西，其实反而是人类这个群体中最宝贵的东西。
作为医疗团队中的外籍人士，伯纳德最近几天的压力一直很大。
无数跨洋采访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而电话那头的美国记者们却几乎并不在乎伯纳德究竟愿不愿意接受采访——他们甚至不在乎伯纳德的回答究竟是什么。
他们就需要这样的答案。
伯纳德一开始还没有“理解”这些记者究竟需要从自己嘴里听到什么。他不止一次的建议对方，如果是想获得更加详细的数据和通报，他们应该去直接联系中国的卫生健康部门——那里有更加详细和精确的数据。
作为一名医生，伯纳德本人总是避免在工作中提到“个人感觉”和“感性认知”。这些内容很容易让他感觉到困扰。毕竟，不是每一个医生都有孙立恩的本事，只要看一眼患者情况就能给出相应的诊断。
正常的医生，都需要结合自己的主观观察，客观检查的数据结果，以及患者本人的主观专属来综合判断疾病。而伯纳德嘛……他的主观判断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很准确。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知，所以伯纳德才会尽量在工作的时候避免自己的主观意见。
这样的习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那些通过skype和其他方式联系上伯纳德的记者们，一次又一次的用各种带着明确引导性和目的性的“提问”。他们把“人权”和“强权”之类的词汇直接放到了问题里，然后以此为“默认背景”进行提问。不论伯纳德对问题的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他们仍然可以光明正大的把“在云鹤第一线工作的医生无法容忍强权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之类的内容写在自己的头版头条。
伯纳德虽然不是那种和外国记者们一天到晚打交道的人，但他非常清楚，这些记者大多数是个什么货色。
只要能搞到“新闻”，他们根本没有底线可言。如果搞来的“新闻”不够吸引眼球，他们甚至敢自己再往里面“填充”一部分故事进去。
而更加让人觉得恶心的是，当这个“新闻”发生在中国时，他们甚至可以连一开始的“采访”都不需要。在伯纳德连续拒绝了好几个采访之后，他的父亲给他发来了这样一则新闻。
伯纳德在看到新闻之后陷入了无比的震惊中，然后就是纠结和巨大的压力。他选择在云鹤工作，只是出于一名医生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警惕，以及对于自己从未来过的家乡的热爱。而现在这份热爱，却看起来正在为这些腐烂并且散发着令人作呕腥臭味的“自由记者”们提供攻击的弹药。
对于伯纳德在云鹤参与医疗救治活动，他在美国的父母是支持的。作为建国前就已经离开中国大陆的华人后裔，他们对中国怀有一种亲密但又警惕的态度。但不管怎么说，这里是他们的家乡。当家乡遇到灾难的时候，他们实在无法放任不管。
儿子在家乡救人，这让这对夫妻激动且自豪。但现在，他的行动正在同时伤害着伯纳德自己，以及家乡的人们。
“听着，伯纳德。”在电话里，伯纳德的父亲对儿子说道，“我和你的母亲讨论了一下，我们的结论只有一个——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会支持你。但我个人希望，你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先保护好自己。政治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尤其是当政治里混杂了太多的纯粹的恶意的时候。作为黄皮肤的亚裔，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正在遭到敌视，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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