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恩无奈道，“我就是有点想不通罢了——总不能是康复者血浆或者阿比多尔还有抗肿瘤的作用吧？”
“想不通的事情就不要去想。”马永芳再一次把二甲双胍作用机制尚不明确的事情拿出来当成了证明材料，“只要有用就行了呗。”
讨论很快就转移到了杨一飞身上，大家正在讨论的时候，伯纳德突然凑到孙立恩旁边说道，“田康的病例，我觉得……有肿瘤缩小的情况也不奇怪。”
“为什么？”孙立恩饶有兴致的看了一眼伯纳德医生，他知道伯纳德之前和瑞秋是同事，两人都是从事肿瘤学治疗和研究方面的专家。但他没想到，伯纳德居然能对自己说“肿瘤缩小也不奇怪”。
肿瘤科的医生不是除了化疗放疗，就只会用靶向药或者干脆求助外科做手术的嘛？
“这儿就有个故事了。”为了不打扰其他组员的讨论，伯纳德特意压低声音向孙立恩讲了个故事。
在上世纪20年代，肿瘤和现在一样是一种不治之症。唯一不同的是，那个年代的医生几乎没有可以缓解肿瘤进展的手段。1884年，乳腺癌根治术诞生，1903年，原始的放射治疗开始被引入到肿瘤治疗过程中。但这些方法不光有极大的创伤，能够发挥出多少作用都尚且是个谜团。
有些患者在接受治疗后效果还不错，有些则在治疗后迅速死亡。
治疗肿瘤，一直都是医生们所探求的方向。而一位纽约医生，则在一次接诊中获得了特殊的“灵感”。
他所接诊的一名患者患有肉瘤，症状进展的很快。更加不幸的是，这位患者在确诊癌症后，后颈处很快又患上了丹毒。
丹毒是一种常见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所引起的急性皮肤感染，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那个磺胺还有十二年才能被人们合成出来的年代，急性皮肤感染和肿瘤所带来的结果是一样的。两者的区别无非是丹毒杀人速度更快，而肿瘤则缓慢的多罢了。
但这位“倒霉”的患者却仿佛获得了上帝的眷顾，她扛过了急性感染之后再次复查时，肿瘤已经彻底消失了。
“那位医生误以为丹毒可以治疗肿瘤，他给不少肿瘤患者都‘接种’了乙型溶血性链球菌……”伯纳德眨了眨眼睛说道，“我觉得……田康的情况也许和这位患有丹毒的患者情况一致。他们身上肿瘤的好转，并不是感染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而是感染引发免疫反应的附加后果。”
第十三章 选择
田康的病例值得一篇新英格兰报道。只要他确实因为感染导致的炎症反应而收益，并且肿瘤大面积缩小，那这篇文章不光能值得一篇新英格兰，它甚至有可能引导研究者们研发出一种全新的、用于治疗霍奇金淋巴瘤的方案。
但这并不是现在孙立恩需要关心的事儿，至少他不打算马上就把田康像个大宝贝一样藏起来——田康还在康复阶段，他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查可还没转阴呢。
现在的关键仍然是对他和其他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和生命支持，而非抓着田康，恨不得一天做几百项检测来确定他体内导致肿瘤缩小的变化到底是什么。
“杨一飞病情有进展，但是进展的速度还不是太快。”孙立恩听完了大家的讨论，然后做出了决定，“目前这个情况，暂不考虑使用康复者血浆。还是进行常规抗病毒治疗，加强营养和肠道微环境调整。”
“田康的这个问题……”孙立恩琢磨了一下之后说道，“正常抗病毒治疗，把他的康复者血浆停掉。”
“现在就停？”马永芳医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的肺部病变还是有的，血氧饱和度也不是特别高，马上停康复者血浆是不是有点冒险？”
孙立恩摇了摇头道，“康复者血浆这个东西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用量多少，但有一个共识是肯定的——它要有用，效果很快就会展现出来。”
康复者血浆中的主要有效成分是人体内产生的，能够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快速起效的IgG球蛋白。这种蛋白在中和病毒时效率极高，只要滴度足够、且病毒本身没有发生可能导致免疫逃逸的变异，IgG蛋白就能够迅速起效，然后清除人体内的大量病毒。
使用康复者血浆，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献浆者血浆内IgG蛋白的特异性程度以及这种特异性蛋白的浓度。浓度过低或者特异性程度不足，都难以满足抗病毒治疗的要求。
可以说，在注射并且观察患者反应之前，谁都不知道这点康复者血浆到底有没有用。
更何况，田康已经接受了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康复献浆者所捐献的400毫升血浆，短时间内，出于防范急性输血不良反应的目的，田康也确实不能再接受康复者血浆注射了。
既然短时间不能再接受注射，而田康确实也出现了好转——那就干脆先把康复者血浆注射给停下来。孙立恩用笔敲了敲桌子，对自己的决定进行了解释，“现在，他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情况正在好转，而这个好转是持续性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体内的免疫系统正在正常发挥作用。而根据目前的观察，这个作用似乎还对他的肿瘤产生了好的影响。”
“停止新的康复者血浆注射，这对于他的负面影响有限。最多就是康复过程稍微缓慢一点。”周策在旁边点头说道，“如果真的是免疫系统作用，导致他的肿瘤开始缩小……那延长康复期，就等于继续且持续性刺激免疫系统工作。这对于他的基础病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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