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妇女一听到电字，吓的面无人色，声泪俱下，“领导，我没病，他们是故意害我的。”
吴中元尚未接话，那两个护工已经开始拖着妇人往外走了。
方奕脸色不好看了，高声喝止，“我说的话你们没听见是吧，把她放下！”
“她必须接受治疗。”两个护工仍然拖着她往外走。
见此情形，方奕越发怀疑这其中有隐情，快步上前，将两个护工推开，将那妇女拉了回来。
妇女感激涕零，双手合十，冲方奕连连作揖，她也发现吴中元虽然年纪小，但好像官儿比较大，就继续冲他讲说。
见她语无伦次，方奕拉了把椅子让她坐下，又走到饮水机旁边接了杯水给她，“慢慢说，不要着急，有我们在，没谁敢动你。”
方奕的话让妇女万分感动，离开椅子想冲方奕下跪，方奕见状急忙将她拉了起来，“你慢慢说，尽量说普通话，不会也没关系，说的慢一点儿，不然我们听不懂你说什么。”
得到方奕的安慰，妇女的情绪稳定了不少，用蹩脚的普通话开始继续讲说，她是个农民，确切的说是个果农，事情跟征地有关，因为补偿不到位就不愿签字，后来半夜来了一群人，把她们家的果树给毁了，还把她男人的腿打断了，相关部门一直没破案，她就跑到省里喊冤，由于不懂相关的申诉程序，之前没去市里反映，回来就被以越级的罪名拘了半个月。
但这妇女还不老实，出来之后又往上跑，半路上被拦回来好多次，答应帮她解决问题，但回来之后她提出了补偿条件，要把这些年往上跑的路费报了，结果被人家录了音，又给定了个敲诈勒索。
好不容易出来了，她还不死心，还想往上跑，于是就被人天天盯着，去哪儿都有人跟着，尤其是上面开会的时候，手机都被定位了，家门口天天停着几辆车，专人看着她。
这件事情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她的大女儿原来是在单位上班的，结果她总是往上跑，女儿被单位派回来做她思想工作，做不通工作就不让她大女儿回去上班，最后大女儿的工作也丢了，男人也瘸了，果树也死了，家里都没法儿过了，她一个妇道人家也没什么文化，冤的实在没招了就跑到人家办公室去下跪，结果又被人用扰乱办公秩序的罪名抓起来了。
由于她频繁的过激行为，最终被人拉来做了鉴定，也可能她真的有病了，鉴定成了妄想障碍，于是就被强制入院治疗了。
在妇女讲说的过程中，女同志和本病区的医生回来了，见二人在听妇女说明情况，医生主动跑到办公室拿来了这个妇女的病例想要交给吴中元，但吴中元没接，医生尴尬退后，将病例放到了桌上。
这个妇女都遭受了什么吴中元不知道，但他清楚的发现医生自她身边走过的时候她吓的直哆嗦。
见医生来了也不敢阻止她向吴中元诉苦，妇女开始更加详细的讲述前因后果。
负责陪同的女同志发现事情闹大了，便离开了休息室，前去向院方领导汇报。
与其说是讲述，倒不如说是诉苦，妇女一边说一边哭，几次险些背过气去。
不等她说完，院方领导也都到了，见吴中元脸色很难看，也不敢主动进行解释，只得忐忑的站在一旁。
一上午没干别的，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妇女才将情况彻底说清楚，最初的矛盾其实也很简单，她家的果树是十年树龄，旺果期，一棵树赔四百，而她邻居家是六年的树，一棵也赔四百，所以她们家就不同意。
院方也知道事情闹大了，通知了将妇女送进来的那些人，那些人来到之后主动向吴中元说明情况，包括相关政策，也出示了妇女下跪拉横幅等一些过激举动的视频。
院方也趁机出示了妇女的病例和各种检验报告，证明这个妇女的确有精神病，而且实施方法也没有错误。
四百一棵的果树就是最高标准了，主干直径达到十公分的就是四百一棵，十公分和二十公分都是同一个价格，这个赔偿标准都是统一的，给她四百也不算欺负她。
而对于妇女的相关处理也都符合办案程序，适用的治安等一系列处罚条款也是正确的，说白了就是妇女的一些行为的确是触犯了相关法规。
在相关人员冲吴中元说明情况的时候，妇女自一旁哭喊诉苦，只道自己的果树多好多好，一颗赔四百她们真的接受不了。
吴中元始终没有表态，虽然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执行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机动余地，可以大事化小，也可以小事化大，不过一个是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的农村妇女，一方是熟悉各种规定和法规的人，这种对抗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
这种事情若是彻查影响面可就大了，考虑到不是自己的朝代，吴中元只能提出了建议，让双方回去友好协商，妥善处理。
妇女的病情也并不是严重到非要住院治疗，在加强陪护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出院的。
与吴中元的克制相比，方奕显得很气愤，冲相关人员说道，“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出了问题你们要积极解决，而不是去打压捂盖，公务人员的工资待遇那么好，为的是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让你们拿着国家赋予你们的权力去作威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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